来源：中央党史文献研究院

原题：《贺龙谈湘鄂西肃反》

作者：黎白

195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亲自签署命令，下令成立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三个战史编辑委员会，负责编纂这三个方面军的战史。红二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由贺龙元帅担任主任，许光达大将军出任副主任。杨秀山同志则兼任编委会办公室主任，全面负责编写的组织领导工作。当时，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任职，遵照调令参与了红二方面军战史的编纂工作，直至1962年战史初稿圆满完成。

3年编史，查阅了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历史原件以及其他各类历史文献、敌方、伪方资料与档案，我们亦广泛查阅了当时担任较高职务的敌对、我方、友军各方人士的资料。1961年2月2日及4月18日至20日，湘鄂西地区红军及苏区的主要奠基人与最高领导人之一的贺龙，曾多次向编委会第一组，即湘鄂西小组的编写成员及相关领导阐述其经历。他从1927年南昌起义在广东地区遭遇挫折后返回上海，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着手开辟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直至1934年10月。红六军团会师史简述。1932年至1934年间，文章详尽地阐述了诸多内容。红二军团红三军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接下来，我将围绕回忆贺龙谈论“肃反”的往事，结合之后对这一问题进行的调查研究及深入理解，对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历程进行一番回顾。

（一）

贺龙所率领的湘鄂西苏区及其红三军，自1932年5月起至1934年夏季，历经四次“肃反”运动。历时近三年的“肃反”运动，其直接后果是导致湘鄂西苏区范围内最大的洪湖苏区以及兴山、秭归、巴东等苏区，以及襄阳、枣阳、宜阳等苏区，荆门、当阳、远安等苏区，均县、谷城、郧阳和房县等苏区丧失，湘鄂边地区实际上已不再是苏区。这使得整个苏区失去了任何一块哪怕微小的根据地，正如贺龙所言，红军已经没有一块可以安身立命的领土。而红三军的主力兵力由起初的逾两万人锐减至仅余三千余人。苏区原有的独立团和赤卫队，除部分被陆续编入主力部队外，其余武装力量亦几乎损失殆尽。面对丧失苏区的困境，红三军在敌军前后夹击的严峻形势下，不得不采取被动流窜的策略，形势岌岌可危，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湘鄂西苏区和红三军的“肃反”。漫长的岁月里，遭受诬陷而被害的同志数量之众，所引发的恶果之深重，均超出了当时党领导的其他苏区和红军所经历的困境。湘鄂西以及红三军的“肃反”行动并非湘鄂西中央分局的独创，其起源可追溯至当时的中共中央。而“肃反”这一称谓则源自苏联共产党。

“托洛茨基分子已经完全沦落至孟什维克主义的立场，沦为反苏维埃、反革命势力的帮凶。”“资本主义势力的包围企图削弱和破坏苏联的强大，因此加紧在苏联境内培植刺客、暗杀者和间谍团伙的活动。”“法西斯主义找到了托洛茨基分子与季诺维也夫分子这批忠实走狗，他们不惜沦为间谍，进行暗杀行动，从事恐怖袭击和军事破坏，企图使苏联遭受失败，进而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苏维埃政权以坚定果断的措施惩治了这些人类败类，对这些人民的敌人、祖国的叛徒进行了无情的审判。”

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经共产国际的指示传达，抵达了中共中央。1930年9月，中共中央颁布了重要指示，于红军第一方面军内全面开展针对“AB团”的广泛肃反运动。未波及其他苏区和红军。

1931年1月7日，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操控下，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四中全会。会议选举产生了以王明为首的忠实执行国际路线的中央政治局。由此，中共中央迅速将第三次“左”倾路线推广至各中央分局、各苏区以及红军。针对肃反工作，中共中央下达了明确指示，要求各苏区和红军务必加快步伐，全力以赴投入“肃清AB团及所有反革命势力”的斗争。为此，特任命张国焘为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书记，夏曦则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并在组织层面采取了相应措施。肃反运动，一场给中国革命带来重大损失的悲剧，自此在苏区和红军内部全面铺开。

在这种背景下，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的肃反行动应运而生。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屡次向湘鄂西中央分局与省委发送涉及“肃反”工作的指示。针对当时湘鄂西党组织内部存在的分歧与争论，对于夏曦书记就政策或方针所提出的任何尖锐的异议，中央均将其一概视为“反革命势力对党的破坏行为”以及“机会主义和两面派”对党、中央分局以及国际路线所发动的攻击。在湘鄂西的苏区内，依旧潜藏着诸多反动派别，如国民党、改组派、北极会、硬肚会等。目前，湘鄂西党组织尚处于对反动势力系统打击的初级阶段。鉴于此，我们亟需借鉴鄂豫皖苏区在肃反工作中的成功经验，积极动员群众，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迅速剿灭这些反革命组织。同时，我们应有序地、有计划地推进肃反工作，确保其高效和有序进行。

贺龙在回忆中提及，湘鄂西苏区以及红三军所进行的“肃反”行动，是在中央屡次严令督促，并对湘鄂西中央分局执行力度不足提出批评之后，才得以迅速展开的。然而，鉴于湘鄂西地区的具体情况，其中亦存在其特有的原因。党内矛盾早已变得尖锐化。

夏曦，身为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坚定支持者及中央候补委员，于1931年春季抵达湘鄂西地区。甫一抵达，便全盘推翻了党、政、军方面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此举招致除少数领导人外，所有党政军主要领导人的严厉批评，同时也引发了苏区各级领导人的广泛不满。

彼时，夏曦虽备受众多干部的指责，却仍旧坚持己见，坚信自己正确无误。矛盾愈发激化，湘鄂西省委无奈之下，只得派遣专人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情况，恳请下达指示。而中共中央……仅在若干特定问题上对夏曦的失误进行了更正，例如撤销红三军各师的师部等，然而在总体方针、政策和路线方面，我完全站在夏曦一边，甚至对那些批评指责夏曦的同志提出质疑。“部分敌人，乃至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立三路线的信徒、邓中夏的追随者，必会借中央分局的某些失误为借口，发起复仇性的斗争，进而对中央分局的整体路线进行抨击，甚至波及到国际与中央。”仍需中央分局对那些持有怀疑、持不同意见、心怀不满或未能坚定执行中央路线的同志，开展严厉的斗争与无情的惩处。此举无疑为夏曦注入了信心，却助长了他错误的成长轨迹。

在这段时间里，红三军在贺龙与邓中夏的指挥下，已于1930年10月离开了苏区，开始南渡长江，征战湘鄂，历经一年，直至1931年10月，才与驻守洪湖的红三军第九师成功会师，重返苏区。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贺龙重逢了早已相识的夏曦。

贺龙回忆道：

获悉红九师（即六军）的动向后，我即刻修书一封，召唤李士奇前来迎接段德昌。信中，我特意请邓中夏同志亲笔签署。李士奇同志系苏联回国人员，出身于工人阶层，籍贯湖北。翌日，德昌如约而至，并赠我一封亲笔信。信中内容，出自夏曦之手，主要叙述：自上海别后，他赴苏联深造，并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归国后，中央委派他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而我则担任委员一职。

争论的起源追溯至三军归来之后，其根源可追溯至九师外出时的一次谈话与一项决议。夏曦初抵洪湖时，九师已在朱河设立基地。在江南战事失利之前，段德昌率领九师攻克周老咀与老新口两处据点，意图将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连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不断扩张之际，夏曦却在周老咀将伤员遣散。段德昌对此行为表示不满，批评夏曦同志的行为为退却逃跑，并悲观失望，认为这种心态将导致苏区的失败。

水灾肆虐，周老咀的堤坝崩塌，四周沦为泽国，仅剩断壁残垣。夏曦在此期间犯下重大失误，解散了地方工作人员，将伤病员遣返回家。直至部队面临粮荒，夏曦方才召开分局会议，商讨应对之策。会议决定由九师采取行动。夏曦首先与九师领导进行沟通，明确指出九师的首要任务是迎接主力部队返回洪湖，其次则是拓展襄北地区。同时，决定由万涛接替邓中夏担任三军政治委员，并委派汪洋负责守卫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德昌在攻克周家矶后，又乘船进攻沙洋（当时四周尽是洪水），一路推进至刘候集，随即接到分局的新决议。决议内容与之前的谈话有所出入，调整了九师的任务优先级，将开展襄北工作置于首位，其次是迎接三军返回洪湖。

以今日之视角审视，九师已然圆满完成了这两项重任。不仅成功接回红三军，更与襄枣宜地区实现了连接，且成功拔除了数处敌军据点。然而，正当此际，敌人却对江南苏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当敌人对江南苏区发起猛烈攻势之际，夏曦未将队伍集结以支援江南，亦未提供恰当的指导，出于对责任的担忧，意图将责任推卸于他人。江南苏区的失利最终被归咎于段德昌同志与陈培荫同志。自周老咀至刘候集相距三百里之遥，其中一百八十里为水道所贯穿。刘候集附近并无敌军踪影，难道您不能下令九师班师回朝吗？

三军返程之际，于竹根滩与潜江连续召开了四次代表大会，其中三次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议焦点在于指责九师仅履行了接应红三军的职责。在潜江会议上，与会者纷纷对夏曦进行猛烈抨击，然而争论仍旧无果而终。九师出征时仅有一个多团的兵力，归来时却增编了一个团，但夏曦却将这些成就一笔抹去，并指令省委就九师行动作出决议，从而挑动了他们与段德昌（当时省委成员包括杨光华、彭之玉、崔琪、马武等人）的矛盾。争论的核心议题关乎江南的失守，并关联到立三路线的执行以及退却逃跑的问题。

段德昌对这一决策表示反对，他质问夏曦：“苏区江南的沦陷，是您的责任还是我的责任？部队调动之事，为何您不先行安排？您先进行了谈话，决议才随后出台，我们谈话后便离去了，怎能将责任归咎于我们？再者，当时遍地都是积水，在襄河两岸又如何能进行游击战？夏曦同志对此无言以对。”

关于与我的争执，他提出红三军南征回洪湖是一项持续的失误。三军返回后攻打钟祥、岳口，并派遣一个师负责粮食供应，这有何错？事实上，夏曦与整个新前委展开了争论。新前委成员包括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荫以及我，万涛担任书记。在竹根滩激战了6天后，争论持续了整整6天，导致部队处于无人指挥的状态。

在会议上，党的同志以及军事干部纷纷对夏曦提出批评。他习惯于紧闭双眼，闭目沉思的时间竟能长达半天之久。然而，一旦睁开双眼，便毫不犹豫地付诸杀戮。我常说，他与关羽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他受批评后，回来便处罚众人。经省委正式决策，决定撤销军部及师部机构，将三军编制调整为5个大团，并对干部进行降级使用。每个大团编制约7000人，小团则约为5000人。此举无疑加剧了干部群体中的不满情绪。许光达因在龙王集战役中负伤，幸得那颗子弹精准命中，否则恐怕早已命丧夏曦之手。”

返抵周老咀后，局势愈发棘手，虽未解除我军长的职务，却连一栋可供栖息的房屋都寻觅不得。那晚，我暂居于李剑如的家中，与他及艾逸之（人称马克司）同宿。我们三人共度了一个难眠之夜。李剑如曾担任孙中山前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卫士长，出身于工人阶级，起初被征召担任独立师的师长，但最终选择留在九师担任政治委员。在苏联期间，他便投身于与那二十八位半人的斗争之中。

“翌日，我与夏曦同志进行了一整日的交流，他仍旧执着于之前那些争议点，对三军南下的决策断言为长期的谬误，并对九师未能完成核心使命表示强烈的不满。他的妻子也在一旁声援他的观点。”

“翌日，再次发生争议，我逐一向他列举了问题。我指出，身为军分会主席和三军军长，我却目睹省委轻易取消军部和师部的决议，这该如何执行？你的对话与决策，是否构成了某种阴谋？江南失守的责任应由谁来承担？对段德昌的处分为何未通知本人？三军南下的失误究竟出在哪里？”

“我指出，你刚到洪湖不久，对当地地形不甚了解，与红军和民众的联系尚浅，现在组建三军前委时却未邀请政委万涛同志参与，这样的组织形式显得不伦不类。你因此对全体干部进行了处罚，未来如何与他们和谐相处？你所处理的各项事务，哪一项真正体现了党性原则，对得起党的期望？我身为军长，竟连一个安身之所都没有。直到夏曦同志最终同意，为我安排了住所，军部才得以恢复秩序。”

“实则，夏曦在那段时期颇为孤立。刘候集结之际，万涛曾隐晦地提及‘出将入相’之言于我。起初，我对此颇感困惑，直至事后方才领悟，那竟是夏曦所设下的阴谋。”

在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对夏曦同志的领导产生了严重的质疑和不满。湘鄂西临时省委的秘书长，同时也是省苏维埃秘书长尉士均，前往上海向中央反映了夏曦的问题。中央在听取尉士均的汇报后，派遣关向应同志前往湘鄂西。尉士均与关向应一同前往洪湖，关向应在船上成功说服了尉士均。关向应之所以能成功说服尉士均，是因为他携带着中央的立场而来，还未与地方干部接触，对实际情况缺乏深入了解。

1931年1月22日至30日，湘鄂西苏区成功举办了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夏曦在政治报告中全面驳斥了自1927年秋收暴动及创建苏区以来所取得的全部成就，并着重宣扬了自己领导下的显著成就，这一行为激起了与会多数代表的强烈反对与指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时担任分局领导、湘鄂西军委主席及红三军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在会上传达了中央对夏曦支持的具体指示。中央将万涛等同志对夏曦同志一系列错误做法的抵制与批评，指责为“对中央分局发起的反党派别斗争，是背离中央、违背国际路线的小规模组织活动。”中共中央的这一错误判断，不仅即刻改变了会议的航向，更重要的是，它在湘鄂西地区确立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全面主导地位。确立夏曦在湘鄂西党和红军中的最高领导地位，使其得以独断独行，恣意妄为，进而导致湘鄂西苏区推行“肃反”政策，且范围不断膨胀。

贺龙回忆道：

在四大会议的初期，即第一天下午及次日，与会代表纷纷对夏曦同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超过七十位代表向他提出了诸多重大质疑，这些问题涵盖了诸如土地改革损害中农利益、地主实施全家灭绝、富农被迫离开苏区、苏区及江南的发展挫折、军队的改编、红军全体成员的处分，以及在老新口战斗中疏散伤员和地方干部等一系列事件。这些问题使得夏曦同志陷入极度困境。现场气氛激烈，代表们情绪激动，拍桌抗议，而夏曦同志则显得如同木偶一般，无言以对。

“在此次盛会中，负责搬运书籍的共有两对恩爱夫妇，分别是夏曦先生与夫人，以及潘家辰先生与夫人。他们在关于书籍的辩论中表现得尤为激烈。然而，那时的我们对于这个议题尚缺乏深刻的理解。”我及部分干部，起初因邓中夏同志的到来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现夏曦同志亦对红军进行整顿，心中不禁滋生出对偶像的怀疑情绪。”

“在大会次日的午后，会议暂停。关、尉两位抵达后，便与几位与会者展开了交谈。随后的日子里，会议暂停了整整一日。待再次集会时，尉士均率先发表意见，他指出，向中央报告夏曦的问题是不当的，江南战役的失利应归咎于段德昌，九师的北上决策亦是错误的，而三军的南征则是一系列错误决策中的延续。”

“继此，关向应同志代表党中央发表讲话，随之将代表们对夏曦同志的反对意见予以压制。关同志发言完毕后，杨光华同志发言，其言辞颇显不妥。发言结束后，发言者寥寥无几。潘家辰夫妇随即提出反驳，双方争论激烈。潘家辰同志代表了地方干部的正确立场。”

“在此次大会上，尉士的行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他不仅否定了正确的观点，还协助夏曦对地方干部进行打压，从而在地方干部之间制造了一条巨大的裂痕。关向应同志在会上对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给予了助力。他代表中央发表的讲话颇具分量，成功压制了地方干部和潘家辰的见解。”

“关向应之所以承担如此重任，源于他在反对立三路线时遭受的打压。在立三路线阶段，关向应负责军委工作，那些主张国际路线的人试图将他拉向对立面，但他始终坚守立场。夏曦不断利用关向应的过往进行攻击，直至二、六军团汇合，对此关向应感到极度的伤心。”

关向应抵达洪湖后，中央赋予他三项职务：一为三军政治委员，二为分局委员，三为军委分会主席。然而，夏曦实际上仅让他担任了三军政治委员一职。“四大”会议结束后，三军军部启程时，虽任命他为政治委员，却未配备政治机关，使他成为一员“光杆”政委。即便如此，他担任三军政治委员一职也是有条件的——即以孙德清担任军参谋长为前提。当时，孙德清已站在夏曦一方，他担任参谋长之位，实则为了监视我和关向应。

关于政治机关配置不当的问题，各师内部意见不一。在段德昌同志于新沟咀的发言中，他表达了担忧：若缺少政治机关，我们的政治委员将如何开展工作？他对军长说，你和政委今后的工作可能会遇到困难。段德昌进一步解释道：原因在于立三路线的影响以及旧军人的问题。关向应听闻此言，心情颇为沉重。

在“四大”期间，湘鄂西苏区与红三军虽深受敌军“围剿”之苦，夏曦却依旧推进“肃反”运动。军事上，只要部队活动在洪湖腹地，广大指战员便对此表示了坚决的抵制。最终，分兵行动导致了指挥体系的混乱，局面失控，终以失败告终。贺龙回忆道：

龙王集之战，我们是有计划地发起的。起初，夏曦并不赞同出征，经过一番争论后，他才同意了。在“四大”之前，部队士气低落，怨声载道。若不设法打赢这一战，提升部队士气将更加困难，因此我力排众议，争取让部队投入战斗。参战的部队共有三个团，包括汉川独立团，共计9000人。段德昌尽管名义上是团长（随着师的取消，这位九师师长自然失去了职务），但他实际上指挥了这场胜利的战斗，先后击溃了敌第四师十二旅及第四十八师特务团等部，俘虏敌人旅长张联华以下近4000人。

在瓦庙集与台李庙之战前，夏曦同样禁止红军外出，但红军仍积极寻求出击机会。我们坚持向白区进发，是因为苏区粮食匮乏。相较之下，襄北地区不仅地面开阔，还有食物供应，便于集中兵力，还能动员群众，具备诸多优势。……瓦庙集之战持续了一周未能攻克，分局对此也有所责难。……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我率领五个团在荆当远（荆门、当阳、远安）地区击溃了王太、崔二旦的部队，随后返回洪湖攻打新沟咀。新沟咀之战中，二十六团和二十七团也加入了战斗，将敌人驱逐至老新口。我们在此设防，成功消灭了范绍增部。正当新沟咀战斗激烈进行时，王一鸣前来询问对策，我坚定地回应，必须坚决战斗！只有打赢了，才能取得胜利。

“在敌军进行第四次‘围剿’的第二阶段，我们提出将主力部队转移至外线，逼近应城，对武汉构成威胁。敌人必然会撤退。此举不仅能推动襄北地区的斗争，也有助于巩固我方老区。此时，贺炳炎和宋盘铭已在襄北建立了独立团。然而，夏曦持不同意见，他主张寸土必争，坚持在洪湖内部展开战斗，并要求段德昌构筑碉堡。段德昌在执行任务的同时，嘴角挂着微笑，为此，他甚至受到了处分。夏曦与一些地方干部坚定地主张在洪湖内部作战，形成了一股势力；而军队干部则坚决主张外出作战。双方争论了四五天，最终的结果是分兵而行。”

分兵作战后，洪湖腹地的我部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十数个警卫团和警卫营均不幸失守。在新沟咀的激战中，七师政委鲁易英勇牺牲。抵达襄北后，我们在大洪山周边迂回，在一次突如其来的遭遇战中，与敌军五十一师狭路相逢。凭借我所率领的少量部队的坚决抵抗，我们成功收拢了散乱的队伍，并未遭受重大损失。此战使得参谋长唐赤英对我产生了全新的认识，自那之后，他才开始与我紧密合作。他感慨地说：“过去我对你有所误解，若非你挺身而出，恐怕我们部队的命运早已不堪设想。”

自与敌五十一师交战后，我部转战至襄河之滨，接管了第七师，继而又与夏曦部重逢。直至此刻，方才领悟到洪湖战役已告失利。

（二）

湘鄂西地区的肃反行动，其直接导火索源于对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官张锡侯的审讯。在采用逼供信的手段下，张锡侯供认与天汉县军事部及游击队中某些人员存在勾结，并计划于5月18日发动叛乱。由此，相关涉案人员被迅速逮捕，继而被迫继续供述，导致越来越多的“改组派”成员供出同谋。

同时，在红三军军部驻地的吴堰岭，关向应在审问一名犯有违反群众纪律的红八师特务队长之际，揭露了“红三军军事委员会内部改组派的情况”，从而牵出红八师参谋长胡慎己及一系列师、团、营级干部。自此，肃反行动在湘鄂西苏区和红军内部全面展开。

身为红三军军长的贺龙目睹部下接连因“改组派”的罪名被拘捕，却鲜有消息传达至他耳中，更别提事先商榷。在战事正酣之际，夏曦指派随从携带着一份拘捕令，送至前线红三军政委关向应手中。关向应虽不得不遵命行事，却也并未与贺龙进行商议。

1932年12月19日，湘鄂西省委前书记杨光华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坦诚指出：“对于重要分子的逮捕，系由中央分局的负责同志、省委部分领导成员以及省保卫局长共同作出的决定。”随着省委若干领导成员及保卫局局长的相继在“肃反”中被处理，采取了杀一批、换一批的循环手段，如此反复，不久便演变成了由夏曦一人独断决策、即时执行的格局。

贺龙回忆道：

红三军的“肃反”行动始于军部驻扎于吴堰岭期间。红八师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宰杀鸡牛自食，关向应同志将其拘捕，该队员随即供认自己是“改组派”成员。紧接着，次日胡慎己亦被拘捕。此时，后方的“肃反”运动已全面铺开。事实上，后方的“肃反”行动是先行启动的。随后，军部重返洪湖，芦冬生同志所率特务队被调往周老咀，专责看管“改组派”的囚犯。

夏曦之对党的信任早已显露端倪。文家墩战斗结束后，他下令拘捕了孙德清，孙德清正是在我与他一同抵达七师师部之际被俘。与此同时，七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亦遭拘禁，孙之涛乃四大文豪之一。昔日，捉拿人质的任务皆由夏曦向关向应发放指令，关向应随即遵照夏曦的吩咐行事，而那些指令我并未得见。文家墩战后，红三军大抓人。那些被捕获的人心知肚明，等待他们的命运不会是善终。在离开之际，他们不得不上交所有的武器和皮包等物。而且，在过去的两天里，白区里没有一个人试图逃跑。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若是反革命分子，难道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吗？”

“在洪湖地区，区县干部在“肃反”运动中几乎被尽数处决。红三军中，某些连队甚至经历了多达十多位连长的被杀。夏曦在洪湖地区连续奋战数月，此次“肃反”行动中，便已屠杀了超过一万人。现存的几位女同志，幸存的原因在于，当时的处决顺序是先男后女。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她们由于未能及时被杀，才得以侥幸存活。洪湖战役失利后，夏曦与红三军在浩瀚的大洪山重逢。在这片广袤的山川间辗转，他依旧昼伏夜出，行事无常。无论是抓捕还是处决，皆缺乏确凿证据，仅凭指名审问，随意定罪。诸如捉拿樊哲祥、谭友林等人，其理由在于他们曾在段德昌的领导机构负责过油印工作。”

为确保对第一次大规模“肃反”事件的准确描述，本文引用了时任湘鄂西省委书记、该次“肃反”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杨光华，于1932年12月19日向中央提交的报告。《报告》中明确指出，分局决定在肃反行动中，对于红军营级以上干部以及地方政权中区委书记及以上级别的干部，严禁“自首”。换言之，一旦他们被认定为“改组派”并被捕，他们唯一的命运便是被处决。此决定由夏曦负责主持制定，知晓者仅限于中央分局、省委的主要领导成员，以及省政治保卫局长和红军政治委员。对于其他人员，包括省军委副主席、红三军军长、中央分局委员贺龙在内，均严格保密。

《报告》中记载：“在分局及省级党政群领导机关中，除少数高级领导人和事务人员外，绝大多数均为反革命或涉嫌反革命；宜昌特委以及沔阳、江陵、川阳、天汉、天潜等地的县委成员，均为清一色的反革命分子；江南、潜江、监利等地的县委成员，以及襄北特委，除个别成员外，其余均为反革命；京山、荆门、云孝等地的县委书记，以及大部分区委书记和各县保卫局人员，亦均为反革命。几乎每个地方的党组织支部内，都存在反革命组织。省军委参谋部的七位科长，红三军的参谋长，红八师的师长，以及三个师的政委、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三个师政治部的组织、宣传科全体人员，大部分团长、团政委、团参谋长，以及多数营长和部分连长，后方军事部门的大部分负责人，多数县的军事部长、游击队长，亦均为反革命……”

杨光华呈递的这份向党中央的汇报，是在湘鄂西苏区首次大规模“肃反”行动的同年所撰，正值洪湖苏区遭遇挫败，杨光华孤身一人自洪湖流离至上海，并入住中央机关之际。鉴于其报告与“肃反”行动的时间点相去不远，且杨光华在“肃反”过程中，除夏曦外，亦担任了省委书记一职，主持相关事宜，因此，这份长达万余言的报告，无论是在事实陈述还是观点阐述上，均与当时实际情况相符。

谈及杨光华同志，贺龙表示：“杨光华同志在若干错误中承担了责任。作为省委书记，他为何要做出取消红三军军部，将红三军改编为五大团的决策？为何在江南战役失利后，他又做出处分段德昌与陈培荫的决定？在建党、土改等领域出现的失误，杨光华同志同样负有责任。至于‘肃反’问题，他的立场极为不当。作为肃反三人小组成员，他理应撰写相关材料。”

1959-1962年在参与编纂《红二方面军战史》的过程中，我有幸与杨光华共事，我们一同隶属于负责湘鄂西地区编写的首个小组。杨光华，作为我们小组的顾问，是贺龙元帅亲自指定邀请而来的。我与杨光华先生有过不少深入的交流机会，曾向他询问过他撰写的那份呈送中央的重要报告。他回忆道，在洪湖突围的关键时刻，他与几位同志一同抵达了洞庭湖东山地区。当他们得知洪湖苏区已被敌军彻底占领时，便前往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并撰写了那份报告。他强调，报告中所记载的种种情况，至今仍历历在目，清晰如昨。坚定地坚信夏曦的领导与“肃反”运动均无懈可击，它们是忠实地贯彻中央路线与国际指导方针的典范。。

得知此事后，我深感震惊。30年过去了，即便在中共中央于1945年便颁布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且建国已超过十年，杨光华竟然如同从天而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的严重失误以及后来中共中央的明确结论竟一无所知。

起初，杨光华刚抵上海不久，便被中共中央委以重任，担任了满洲省委书记一职。在任职满一年后，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王明搭乘中苏共同管理的中东铁路列车，途径哈尔滨前往苏联。他事先通过秘密电报通知杨光华，要求杨光华及其他省委领导一同登车汇报工作。杨光华便与省委机关的几位负责人一同，跟随王明抵达了莫斯科。火车刚一停靠，王明便向前来车站迎接的苏联肃反委员会主席奥尔忠尼启则宣称，随他前来的几位满洲省委领导成员均系反革命分子。于是，杨光华等人在现场被捕，随即被押送至苏联远东的“共产国际劳动营”，自此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劳改生涯。

在集中营里，关押着来自各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历经十余载的风雨，其中多数人不幸被处决或在折磨中丧生。而满洲省委的其他几位领导亦相继离世。唯有杨光华，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1945年初，正值苏德战事胶着，驻守集中营的苏联红军被迫调往战场，一些原本由他们负责的工作，逐渐转由囚犯们承担。杨光华被委以重任，负责每日向囚犯及邻近集体农庄的社员分发食物，正是这份职责，使他得以存活至今。

直至1949年至1950年间，毛泽东与周恩来出访苏联，与斯大林进行会谈时，曾向斯大林呈递了一份名单，列出了若干位仍滞留苏联的中共同志，恳请苏联政府予以遣返，使他们得以归国投身革命与建设事业。名单中便有杨光华的名字，正是因此，他得以在50年代中期重返祖国。回国后，杨光华居于中央组织部，却未获分配具体工作。他本人亦未积极投身于学习，以把握国内三十年来的变迁与发展，对党内诸多重大历史问题及中共中央的结论等，亦未进行深入的学习与阅读。

在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的组建过程中，贺龙同志提出建议，向中央组织部借调杨光华同志担任第一编写组的顾问。尽管杨光华同志当时已生活在五十年代，但其思想却依然如三十年代初期那般坚定。在向编委会全体成员介绍历史情况时，他毫无保留地根据自己的记忆和认知，详细描述了当时湘鄂西中央分局、省委以及夏曦同志的领导情形。他坚信，包括肃反在内的所有路线、政策均无懈可击。凭借着超强的记忆力，他甚至能将当年向中央汇报的报告中列出的反革命分子名单倒背如流。因此，激起了与会人员的一致愤慨，尤其是几位在“肃反”运动中深受其害的原红三军干部，他们的愤怒达到了极点。这让杨光华陷入迷茫，心神不宁。此后，他声称对过去的历史已经记忆模糊，闭口不提湘鄂西地区的往事。由此观之，他个人的经历在肃反的漩涡中亦是一部悲剧。

针对湘鄂西苏区首次实施的大规模“肃反”运动中，对同志们的诬陷与错杀的严重性，此处引用了一份经过严谨调查、并不完全的名单，旨在补充贺龙将军的谈话内容。

一类涉及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及红军的成员，他们包括领导并参与湘鄂西地区秋收起义的英勇战士。

另一类则包括那些曾投身于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或参与湖南、湖北两省的农民运动与工人运动的资深党员。此外，还有那些在苏联接受过党的派遣，完成学业后返回国内，投身于苏区建设和红军工作的同志。

此乃另一群体，他们曾投身国民党军队，后毅然起义，或潜入敌军内部展开兵变，终归心于根据地与红军。其中佼佼者有：湘鄂西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兼省军委主席团委员，原鄂西特委副书记、红三军政治委员万涛；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湘鄂西省委委员，沔阳县委书记冯纯；湘鄂西省委委员刘蜡喜；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蓝育才；湘鄂西省委候补委员，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省监委委员，省苏维埃副主席刘革非；湘鄂西省监委委员，党校校长，省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侯蔚文；湘鄂西省委监察委员，汉阳县委书记黄秋松；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湘鄂边特委常委，湘鄂西省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辑徐彬；《红旗》编辑毛简青；湘鄂西省委发行部长陈克昌；湘鄂西中央分局巡视员尉士均；湘鄂西省委巡视员潘家辰；湘鄂西银行行长戴补天；湘鄂西省保卫局副局长彭国才；湘鄂西省苏维埃经济部长栩栩；湘鄂西省苏维埃土地部副部长陈祖培；湘鄂西省苏维埃财政部长王恩平；湘鄂西省苏维埃司法部长朱子贞等。

红军领导名单：省军委委员兼红三军参谋长孙德清，红三军政治部主任柳克明，亦即柳直荀同志，湘鄂西省委委员及红七师政治委员彭之玉，红七师政治委员王鹤、李剑如，以及参谋长赵炎；省军委委员兼红七师参谋长周容光，省军委委员兼红八师师长段玉林，参谋长胡慎己，政治部主任戴君实，红八师政治部主任周子服；湘鄂西省委委员兼红九师政治委员孙子俦，参谋长张应南、胡悌，政治部主任刘鸣先、吴凤卿等，均为我军杰出将领。

此外，该事件还导致江陵、川阳、石首、天潜等十余个县的县委书记，以及部分县委常委和区、乡级干部丧生，同时，大批红三军的团、营级干部，以及众多基层干部亦未能幸免。在党的湘鄂西苏区第四次代表大会以及之前，曾对夏曦的错误进行批评与反对的领导干部与大会代表，在此次“肃反”行动中，几乎悉数遭致不幸。

（三）

湘鄂西地区首次开展的大规模“肃反”行动，无疑是导致洪湖苏区斗争失利、红三军被迫撤退，以及湘鄂西中央分局领导下的各特委及众多小块苏区相继失败的关键因素。此后，在夏曦的直接指挥下，尽管昔日各苏区已尽数消逝，红军亦遭受了惨重损失，然而“肃反”运动却未曾间歇，一波接一波，接连展开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大规模的“肃反”行动。苏区已失，无干部可杀。“肃反”行动的焦点反复陷害红三军各级军事与政治领导干部，导致红三军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

谈及红三军撤离洪湖及其后持续进行的“肃反”行动，贺龙如此述说：

在鄂豫皖苏区北部，红三军意外地发现了红四方面军的布告，得知他们已撤离该区域，转战至大洪山一带。随即，部队内部便开始商讨下一步的行进方向。在枣阳王店，我们召开了一次分局扩大会议，夏曦、关向应、宋盘铭及我共同出席。会上，我们深入讨论了行动策略的问题。与会的大多数同志倾向于坚守洪湖，提议对王炳南独立团进行改组，更换部分干部，并成立湘鄂边党委，以便在湘鄂边地区继续开展斗争。然而，也有一部分人提出与红四方面军汇合的建议。这两种观点在会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夜幕降临，我们匆忙作出决定，西行豫南，经陕南重返湘鄂边，继续坚守。夏曦提出这一策略的依据是：既然红四方面军能够脱离苏区，我们同样可以。我们抵达湘鄂边并非真正脱离苏区，从那里出发，我们仍有机会重新夺回洪湖。夏曦原本坚持保卫洪湖，反对主力出击，正是出于对洪湖一旦失守，自己需向中央承担责任的担忧。洪湖战败后，他带领残部抵达大洪山与主力汇合，却犹豫不前。除了持续进行‘肃反’屠杀，他并无其他计划，这亦是出于对远离洪湖的恐惧，担心承担责任。当他看到布告，得知四方面军已撤离鄂豫皖苏区，他坚信红三军撤离洪湖苏区亦属合理。即便中央追究，难道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不是在先吗？

“至此，夏、关、宋三人商讨着转法的策略。由于缺乏足够的勇气，他们未能成功实施。”此刻，部队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内部展开严格的肃清反动活动，导致军心不稳，战斗力大幅下降。实际上，部队里哪会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即便有，难道就不会对夏、关和我等人采取行动了吗？此时，我毅然开口道：“你们做主，这支部队就由我领队。”言罢，我便率领部队翻越了桐柏山，沿着伏牛山脉一路西进……

本次行军路线的规划乃是有意为之，鉴于部队已失去有效战斗力，为避免与敌军正面交锋，故选择从陕南渡过汉水，再由巴东跨过长江，这两条路径相对安全。然而，在行军途中，部队所承受的艰辛难以言表，物资匮乏，士兵们只能以柿子、核桃、高粱杆为食。即便如此，夏曦仍不时对士兵进行处决。对于段德昌、王炳南等人，他毫无信任，开会时也从不邀请他们参与。两次行刺未遂。

在王店的一次事件中，夏曦试图对我进行陷害，要求我撰写一份声明。他声称：“你在国民党中享有声望，曾担任过旅长、镇守使等高职，改组派或许能借助你的名望展开活动。”我反问：“你有什么人证物证吗？”他无言以对。我接着说：“你要求我写声明，记得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担任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身份递上名片，找我洽谈，并索要十万元。我款待了你，安排了住宿，并支付了你五万元。虽然没有收据，但这是事实。你杀害了那么多无辜，还算什么党员？你给我写这份声明，让我陷入困境。”最终，关向应出面调解，称夏曦是共产党员。

“还有这支，你要不要？”我明确表示，这枪是我的，自担任营长以来就随身携带。那时，枪上的顶门火已上膛，随时准备应对紧急情况，无论是自我防卫还是对敌作战。自那之后，我们两人便不再交谈。数日后，当我们行至大巴山时，夏曦终于对我说：“胡子，别生气了！”我回应道：“生气？你这样处理事情，未免太过分了！”抵达巴东后，我向他提议：“我们去巴东住一晚，好好休息，睡个安稳觉后再继续前行。”

“行军途中，我军损失惨重，伤亡比例高达三分之一。部队原先在大洪山集结时，兵力约在万人左右，抵达鹤峰时，人数锐减至九千人。”

1933年伊始，贺龙向夏曦提议召开中央分局会议。此时，中央分局委员因夏曦以“改组派”之罪名而被大量处决，所剩寥寥无几。此次会议仅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人出席。会议主要围绕三个议题展开讨论：首先是恢复根据地和整顿红军队伍；其次是攻占一座县城以供部队休整；最后是决定停止“肃反”行动。

“暂缓肃反，待日后反革命势力再现时再行应对。”然而，夏曦坚决反对，这让我十分恼怒。会议结束后，我找到关向应，提议：“你身为书记，我们何不召开一次会议，共同推选合适人选？”关向应却严厉地批评我缺乏组织纪律性，批评之严厉，令人印象深刻。

会议结束后，贺龙率领红三军在1933年1月13日成功占领了桑植县城。在湘西盘踞多年的“土皇帝”——新三十四师师长陈渠珍，曾与贺龙有过共事、交锋的经历，对贺龙的指挥才能有着深刻的认识。同时，他也感受到了红军的威慑力，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他一方面加强了警戒措施，另一方面则致信贺龙，恳请红三军放过他的部下周燮卿旅，并表示愿意将大庸等数个县地让出，以达成双方的和平共处。贺龙将此信件交由夏曦与关向应审阅。夏曦则认为陈渠珍此举不过是权宜之计。

贺龙主张，应当巧妙地利用敌人内部的分歧，与陈渠珍缔结一段时期的合作关系，以此赢得一段休养生息和发展的宝贵时机。即便暂时仅掌控桑植全县，亦是值得努力的方向。

关向应与贺龙的观点不谋而合，而夏曦则持不同意见，双方意见相左，争执不下。为此，他们决定召集九师师长段德昌与政委宋盘铭共同商议。出乎意料的是，段德昌与宋盘铭亦倾向于贺龙的观点。然而，夏曦对此表示强烈反对，认为这是右倾思想与革命不彻底性的体现，遂果断下令对周燮卿的第三旅发起攻势。然而，敌军展开反击，导致桑植县城失守，红三军不得不再次撤退至鹤峰毛坝大山之中。

自此，湘鄂边一带再无一片土地可供我们长时间驻足。贺龙曾言：“自此，红三军开始了频繁的流动。”

红三军在攻击周燮卿旅时遭遇挫败，夏曦坚称此乃军中“改组派”暗中作祟。至1933年1月下旬，中央分局扩大会议上，夏曦意外提出了解散党组织、共青团以及所谓构建新红军的构想，并执意主张持续开展“肃反”行动，此提议立即遭到了与会全体同志的激烈反驳。

贺龙回忆争论情况。

“我坚决反对解散党的提议。回顾过往，我在旧时的军队中便萌生了加入党的愿望，直至南昌起义的爆发，我才真正踏入党的行列。我深知红军是党的领导下诞生的，对于解散党的主张，我难以认同，至于其他理由，我暂时无法表述。”段德昌补充发言，段不满意。‘你一手摧毁了红军，击溃了苏区，如今又企图撼动党的根基，你究竟是对革命有功还是犯下了罪行？“我从孩提时代起就被党组织送往莫斯科，并在那里加入了党的行列。我坚决反对解散党。”

夏曦以莫斯科支部局的做法作为参照，实则该局所提出的是暂停党的活动、进行清洗。关于此举是对是错，当时在分局会议上，同志们对此并不明了。尽管夏曦以权威姿态提出这一主张，并未令众人畏惧，却依然遭到了普遍的抵制。尽管未能实现解散党的目标，但夏曦对此深感不悦。一个心怀怨恨、心胸狭隘的最高领导人，在有利时机下，往往会寻求报复，甚至不惜人性命。

不出所料，仅仅不到两个月后，夏曦毅然决然地不顾敌情的严峻和红三军所面临的极端困境，即便面对贺龙多次的坚定反对，仍下令执行第三次大规模的“肃反”行动。他不顾一切地捕杀了湘鄂西省委的委员、省军委主席团的委员、洪湖苏区的主要缔造者、红九师的师长段德昌，以及湘鄂边特委的委员、前独立师师长、红九师的参谋长王炳南，还有一批团级和营级干部。紧接着，在五月和六月之间，夏曦又发动了第四次“肃反”，逮捕了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委员、红九师的政委宋盘铭，并捕杀了红七师的师长叶光吉和政委盛联均等众多军政要员。此次“肃反”活动一直持续到1934年的春季。连续的“肃反”行动使得红三军中的军政领导干部接连被处决，有经验的各级干部几乎被屠杀殆尽。

贺龙在回忆起对段德昌之死的处理时表示，面对夏曦对段德昌的逮捕命令，他深感不悦，曾质问道：“为何要抓捕德昌？”

夏曦：“他是改组派。”

你问：“有何依据？”

夏曦直言：“段德昌从前线传来讯息，要求率领部队返回洪湖，此乃撤退叛逃之嫌。”

我火了，说：“你的说法毫无根据，德昌写信给你，分明是提出建议。他若真的打算率领队伍前往洪湖，为何还要写信，又何必向军部汇报？”

夏曦理亏，仍喊：“必杀！”

我明确表示：“我坚决不赞同。德昌的贡献巨大，怎能轻易被贴上‘改组派’的标签？绝不能对他下手！”

夏曦猛地一拍桌面，语气坚定地说道：“哼，我已下定决心！”

在夏曦依据党铁的纪律行使“最终决定权”之际，贺龙无奈地选择了顺从，眼含热泪，心中痛苦不已。在段德昌即将被处决的前夕，贺龙特意吩咐伙房准备肉食与美酒，希望能让段德昌在临刑之前得以饱餐一顿。

段德昌临刑前，提出三要求。首先，红三军形势危急，当地土地贫瘠，民众生活困苦，缺乏粮食补给，故而必须返回洪湖地区；其次，本人并非改组派成员；再者，红军弹药告罄，此时应节省每一颗子弹，不如以刀代之，直接斩首！何其壮烈，何其慷慨！

在贺龙与夏曦就段德昌是杀是留争执不休之际，关向应身处现场。小屋之外，夏、贺、关三人的警卫员静默站立。贺龙情绪激动，拍案高声，其呼喊之声甚至远传屋外，足以见其内心的难以自抑。然而，尽管如此，他终究未能挽回段德昌的生命。

至于那桩诬陷并导致独立师师长、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遭遇不幸的事件，贺龙曾这样叙述：

“那日黄昏，我与夏曦、小关（即关向应）漫步村头，目睹王炳南被捆绑押送而出。寒风凛冽，王炳南上身赤裸，遍体鳞伤，甚至有蛆虫爬行。正值三月初春，景象凄惨。他见到夏曦，怒吼道：‘夏曦，你这瞎眼的人，我何曾为改组派？洪湖撤退时，你落水，是我将你救起，救你一命。这样的改组派，岂有此理？你竟将同志视为敌人，杀戮无数，你究竟杀了多少人……’”

“你何来改组派之名？这般叫嚣，不过是自取灭亡！”王炳南点头答应：“胡子，我最后一次听你。”就这样，他英勇地牺牲了。

夏曦在除掉了段德昌、王炳南等一众领导人之后，即便面临贺龙与关向应的坚决反对，仍旧在3月24日毅然决然地作出了解散党的、团的各级组织以及省苏维埃政府的决策。自此，红三军内部失去了党的、团的机构和政治机构。唯一留存的组织是仅有夏曦、贺龙、关向应三位党员组成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此后，昔日与夏曦、贺龙并肩作战的资深将领们曾如此回忆道：

“夏曦抵达湘鄂西后，除却背叛同袍之举，实则鲜有建树。苏区之所以败退，根本原因在于“肃反”运动导致各级军政干部大批被处决，致使能够指挥作战的人才锐减。面对国民党的“围剿”，凭借我们现有的力量，是难以抵挡其攻势的。

夏曦不傻，但很阴险。倘若夏曦未曾从洪湖苏区撤离，他或许会置贺龙于死地。保留段德昌，理由在于他是洪湖苏区和红军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在洪湖地区与敌军抗争之际，仅凭夏曦之力难以胜任，因此，他不敢对段德昌下手。至于湘鄂边地区，贺龙则是该苏区和红军的缔造者，其威望崇高，群众基础深厚。夏曦即便为了保命，也断不敢对贺龙下手。那时节，分局书记一语定生死，若是真要取贺龙性命，旁人亦是无从阻拦。依我看，他心中或许有杀贺龙之意，但终究因忌惮而不敢付诸行动。”

截至1933年12月，红三军在返归湘鄂边区的那一年里，主要任务便是进行“肃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难以与敌军展开有效的交战，往往在敌军优势兵力的冲击下，不得不辗转作战，四处迁徙。由于缺乏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他们无法获得短暂的休整与喘息，最终沦为了一场持续的“流窜”。此刻，红三军的兵力再次锐减，从9000余人骤降至3000余人。其人数堪比两个团，然而战斗力却远不及之。粮食短缺、衣物匮乏、弹药不足、药品缺乏的困境愈发加剧，而“肃反”运动仍旧持续不断，红三军已陷入濒临绝境的边缘。此后，在贺龙等人的不懈斗争下，夏曦不得不开始采纳部分调整具体政策的建议。即便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左”倾的错误路线，此举亦有助于缓解红三军面临的严峻困境。随后，红三军踏入黔东地区，辗转流徙近两年，终于在这片贫瘠狭小的土地上找到了暂时的立足之地，从而扭转了红三军历史上的命运。

踏入黔东之地，局势相对平稳，红三军内部亦正发生着积极的变革。夏曦在继续零星进行“肃反”工作的同时，对于其他事务的处理态度有所调整，既不表示反对，亦不表现积极。事实上，只要他不过分干预，许多事情的处理便会变得更为顺畅。红三军随即重建了政治部，至此，政委关向应才真正拥有了工作上的自主权。随后，陆续任命了若干团政委和连指导员，并恢复了军党务委员会以及党、团组织，选拔了一大批干部，并开设了两期干部培训班，培训学员超过600名。在短短一个多月内，成功建立了沿河、德江、印江、酉阳等县的苏维埃政权，并先后组建了由1500人组成的5个地方独立团和由400人组成的10个游击队。此外，还将千余名当地的“神兵”以及部分独立团的兵力整合，成立了黔东独立师。

至1934年9月，黔东革命根据地已拓展至涵盖5个县域，17个行政区，以及67个乡镇政权，人口超过十万。在此期间，土地分配工作已顺利完成，这不仅巩固了当地的局势，更为日后与红六军团的胜利会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贺龙对黔东时期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指出：“黔东这一阶段的工作，标志着红三军实现了重大转型。肃反行动得以终止，一批优秀的干部得以提拔，党组织得以重建，政治机关得以恢复，各县均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红军规模得以扩充，根据地亦得以建立。这一切均体现了显著的转变。”

1934年7月21日，中共中央的交通员抵达沿河地区，携带来了中央于5月6日发出的指示信、中共五中全会的决议以及全苏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中，针对1933年及1934年春季对湘鄂西地区的深入调查，对湘鄂西中央分局在“肃反”运动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信中明确指出：

‘九成党政干部为改组派’，这种看法完全错误且夸大其词。实际上，改组派仅是极少数。按照你们的估计，不仅会在党的路线和群众关系上产生严重错误，还会导致人们对湘鄂西失败原因的误解，同时也会掩盖你们在这个时期犯下的诸多主要错误。”“我们必须坚决纠正你们错误的肃反路线，立即恢复党内的正常秩序，自下而上地重建和健全各级党和团的组织。”

初入八月，湘鄂西中央分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对夏曦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初步的批判。虽然中共中央五中全会决议诞生于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的高峰期，而中共中央发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亦同属此时期产物，然而，这些决议对夏曦在湘鄂西开展的为期三年的“肃反”运动及其他错误行为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夏曦策划的第五次“肃反”行动不幸未能成行，中途夭折。虽未付诸实施，但“肃反”运动的停止，使得红三军中长期弥漫的人人自危的氛围得以缓解，因此，这一举措仍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此外，亦显而易见，夏曦原本坚定地贯彻执行中央的“左”倾路线。他所主导的“肃反”运动错误严重，甚至超出了中共中央“左”倾路线的容忍范围，这充分说明他在“肃反”问题上的立场，已经超越了“左”倾的中央，显得更为极端。由此可见，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因“肃反”运动引发的后果之严重，已不言而喻。

在这里，我引用

湘鄂西地区的“肃反”运动，尽管与全国其他根据地的行动一样，均遵循了中共中央的总方针，却展现出独有的鲜明特征。

首先，影响范围广泛。在湘鄂西的各个革命根据地、军队、地方机关以及人民群众中，无不普遍开展了“肃反”运动。在这种“左”倾统治的影响下，各处均深受其害，无一幸免。

其次，持续时间较长。这场大规模的“肃反”活动持续了超过两年，尽管其过程被划分为四个阶段，但各个阶段之间的间隔极为短暂，甚至有时并无间断。

三是“肃反”运动失误逐渐演变为解散党、团组织及苏维埃机构，严重削弱了党的领导力，进而引发了根据地和红军建设的严重倒退。

第四，革命的核心力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众多领导干部不幸被误杀，其中在第四次“围剿”期间，战斗紧张且频繁，被捕杀的人数尤为众多。军队的领导机构遭受严重削弱；地方党委和政权机构几乎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各级地方领导机关失去了组织群众、动员民众进行反“围剿”的能力；在失败之后，更鲜有领导能够组织群众进行恢复工作，以至于整个苏区沦为白区，隐蔽斗争也难以持续。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与红军和各级地方机关匆忙撤退、缺乏坚持斗争的有效措施有关，但最为严重、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对革命骨干的摧残，以及党的组织的崩溃。这种情况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较为罕见，堪称湘鄂西革命斗争史上最为惨痛的教训。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各根据地的党组织若不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执行“肃反”行动，实属难以想象。尽管“左”倾的“肃反”政策是由中央制定，但各地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政治素养与政策水平，对于“肃反”所造成的损失程度，仍具有直接影响和重大关联。湘鄂西“肃反”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作为直接负责人，承担着不可逃避的主要责任。直至1934年10月，红三军与红六军团实现会师之后，在回顾湘鄂西地区“肃反”运动的教训时，有观点认为，湘鄂西地区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和改组派别，仅夏曦一人而已。固然，夏曦并非如传言那般是潜藏的反革命或改组派成员。后来，他自我反省并纠正了错误，被任命为红六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为革命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不幸的是，他在长征的征途中英勇牺牲。红二、六军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他的生平功过作出了客观的评价。那些在“肃反”运动中深受磨难却侥幸存活的同志，他们在情感上的创伤难以抚平，这一点无疑是完全可以同情的。

（四）

在“肃反”运动的浪潮中，贺龙身兼中央分局委员、军委领导要职以及红三军军长的重任，其责任不容推卸。然而，他亦曾屡次与夏曦展开激烈的斗争，并多次成功营救了那些即将被逮捕并处决的低级别同志。对于这场造成严重后果的错误“肃反”行动，贺龙亦经历了一个深刻的认识过程。

在此，我愿述说一段与该问题紧密相连的往事。

1961年4月20日的午后，贺龙同志向我们详细讲述了红二军团与红二方面军的历史篇章，随后询问我们是否还有其他想要深入了解的内容。在众人中，唯有我斗胆提出了三个疑问。首当其冲的，便是关于湘鄂西地区肃反运动的种种事实。我言道：“在您担任分局委员、省军委副主席以及红三军军长期间，若您当时能更加坚定，如同段德昌等同志一般，那么您是否有可能避免那场不幸？”

贺龙回答说：

“在那个时期，我尚是一名新入党的党员，对党的纪律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绝对的服从，始终遵循组织的决定。在与夏曦同志在肃反运动中期及后期的多次激烈交锋中，我最终总是坚持认为，唯有遵循党的纪律，才能无保留地服从他的安排。”

最初，中央下达了针对湘鄂西地区的肃反指示，并对湘鄂西中央分局以及省委在肃反工作中的不力进行了批评。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势力强大，我方相对薄弱，斗争异常残酷。中央指出有反革命分子潜入苏区和红军内部，我们对此深信不疑。

夏曦此后持续不断对一批批人员施以惩处，其中不乏大革命时期便追随我者。这怎能简单地归咎于“改组派”呢？正因如此，我开始产生怀疑，并与夏曦产生了意见分歧，进而展开了抗争。

夏曦提及我曾是军阀，我并不畏惧，因为我知道，即便他人如此言说，我也不会因此沦为军阀。我心中自有分寸。只是，我担忧的是，若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不深，或是有所误解。

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在于，根据中共中央的规定，政治委员握有最终决策权，而中央代表及中央分局书记则拥有更高的最终决策权。即便众意相悖，只要中央分局书记一人表示支持，便须依照书记的决策执行。此乃不可违背的定规。

与捕杀师和团干部的事宜，我和夏曦多次争论，却总是败下阵来。面对基层人员，我不得不违背常规，未经其同意便下令予以释放。夏曦虽皱起眉头，却缄默不言，最终那些人得以获释。

最终，我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向关向应政委提议由他接替夏曦担任中央分局的书记职位。然而，关向应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指责。那时的我政治觉悟尚浅，诸多事情难以理解，困惑于为何要自毁前程，内心充满了苦楚。

在“文革”期间，我遭受了“专政”并被送入“牛棚”。1967年的寒冬，国防部副部长兼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的专案组抵达我所在的单位对我进行“提审”。我被扣上的众多罪名之一是“反党篡军大野心家贺龙的黑干将”。因此，许光达专案组对我的审问并非无的放矢。他们首先出示了毛主席批示成立专案审查许光达的文件，接着询问我关于许光达在编写战史时所说的一段话的真实性。我如实陈述了那项指控许光达“罪行”的不实之处，并按要求提供了书面证据。在他们完成对我的调查后，却突然转而询问：“在我们审问编委会的其他将军时，他们提到你在编写战史期间是唯一敢于在贺龙面前反驳贺龙的，这是真的吗？你能详细谈谈吗？”

“因为我负责执笔，对如何撰写内容感到困惑。”

我向许光达专案组陈述时，并未意识到此举可能带来的后果。在叙述过程中，我提及了贺老总、薛明同志以及许光达同志，这种称呼在当时若被察觉，至少会招致一顿严厉的责备，甚至可能遭受“喷气式”的批评，从而为自己增添一笔“罪行”。幸运的是，他们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点。

三旬时光逝去，我有幸参与到《贺龙传》的编纂工作中。我的任务涉及到了那段历史的修订。在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我重新提出了1961年4月20日午后，于贺龙寓所讨论红二方面军历史时，我向贺老总提出的疑问及他的回应。我认为，这一回应无疑是对贺龙同志在“肃反”时期认识的重要阐述，是一份极为珍贵的、难得的公开谈话，理应被收录进传记之中。然而，需指出的是，那场谈话发生在贺老总讲述完历史、停止录音之后，我才有机会提问，因此并未留下任何录音或书面记录。幸运的是，至今仍有少数将军及编写组成员健在，他们能回忆起贺龙的声音。经过严谨的研究，并结合多位亲历者的核实，我们最终决定将这段对话收录进《贺龙传》。

在此，我们不妨再补充一番贺龙当时所言。谈及“肃反”运动导致众多指挥员遭受杀戮时，贺龙面带沉痛地对许光达说道：“光达呀，那国民党在你肩头留下的那一枪，打得可谓是恰到好处。你身负重伤被送往上海治疗，随后又赴苏联疗伤。若非如此，等到‘肃反’运动兴起，你无疑会是最先被清除的对象。与你一同从中央派来的孙德清，便是夏曦率先下手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

许光达言：“我实属幸运之至！或许，这亦是必然中的偶然所致。”

这场对话，表面看似轻松戏谑，实则暗藏了深沉的悲痛与苦涩。我那时坐得颇为近，对他们的话语和表情，观察得异常清晰。谁料，当时谁也未曾想到，这两位曾经的元帅和大将，竟然会在那十年的浩劫中遭受诬陷，最终不幸离世。

关于贺龙在“肃反”运动中所发挥的抵御力量，1961年4月，我对他的观点深以为然，认为其既真实又合理，且颇具朴素性。历经“文化大革命”十年动荡，我对贺龙曾言那段话的理解愈发深刻。我认为，凡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都能体会贺龙在1932年面对“肃反”运动时，所表现出的那种态度，实属难得。

依据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述：“第三次‘左’倾路线的统治期尤为漫长，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的损失尤为深远。然而，在这一时期，党凭借广大干部、党员群众以及军民一心的共同努力，积极投身工作和英勇斗争，在诸多地区和部门的实际工作中，依然取得了显著成就（诸如在战争、军事建设、战争动员、政权建设以及白区工作等方面）。正因这些成就，我们得以抵御敌人的进攻数年之久，对敌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正是由于误入歧途的统治，这些成果最终遭到了破坏。”

就湘鄂西地区的情形而言，中央对此决议的预估与所得结论与现实相符。贺龙等一批同志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在错误路线的统治下，他们无法扭转错误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