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所制定的诸多政策，均展现出显著成效，且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证明其正确无误。当前，我们亟需关注并贯彻的共有十条政策，这些政策之间需相互关联，协同执行。

一、面对敌对势力。陕甘宁边区需做好应对胡宗南、国民党顽固派以及蒋介石挑衅的准备，即在军事层面加强部署，确保军队在政治上更加稳固，在军事能力上不断提升。

本季冬季将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要求全体将士全力投入到紧张的训练之中，力求实现一人敌两人。目前，边区拥有五万精锐之师，均已接受严格训练，难道我们还不具备战斗力？回顾历史，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兵力仅两万五千，改编后也仅有四万五千人。如今，边区兵力达到五万，且经过精心训练，难道还不能应对各种挑战？

大练兵活动必须严格执行首长负责制，领导亲自参与，实现领导骨干与士兵群众的紧密融合，并将普遍号召与细致指导有效结合。

自高干会议落幕，各旅团长与政委便肩负起重任。他们需效仿6旅某连长夜间巡视寝室、岗哨的细致关怀，以及陈宗尧团长与士兵并肩背米、开垦荒地的奉献精神。对于我们的同志，无论存在何种不足，只要愿意改正，且秉持马列主义的精神，便能成就大事。

凡能与民众紧密融合者，便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他们亦能成为民众的领导者。故此，我们必须在军队中积极倡导并践行此种作风。

在过去的某个阶段，军队中部分同志对党、对政府、对人民展现出一种霸道的、蛮横的态度，这是不可取的。对待敌人，采取霸道的态度是恰当的，因为对待敌人必须坚决、果断。然而，将霸道应用于人民、党和政府则是错误的，对待人民和群众，我们应当秉持王道，以仁爱、和谐为原则。

我们必须秉持两种不同的态度：面对敌对势力，施展强硬手腕；对待人民群众，施行仁政之道。此原则务必铭记于心。

值此农历新年之际，我们将再度掀起拥政爱民运动，并颁布新的公约。活动将自军队起始，逐步扩展至党政系统，双方均需进行自我批评。我们致力于弘扬并传承军队与人民紧密团结的风尚，这正体现了无产阶级军队与资产阶级军队的根本性差异。

我们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与敌人抗争，向人民宣扬王道精神，秉持自我批评的原则，抵制军阀主义的倾向。我们的利器便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干部之间、官兵之间、军民之间，我们敢于直面问题，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从而剔除错误，真正实现团结。

二、实施精简机构与人员策略。此项措施至关重要，且已正式推行。

三、统一领导。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比喻事权不统一，令人无所适从。语出《左传·僖公五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其中“三公”指的是春秋时期晋献公及其两位公子重耳、夷吾——注者所注）。

倘若领导同志心中积聚了怨气，不妨敞开心扉，与大家共同探讨，深入剖析，积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期实现团队的团结与共识。对于那些尚未充分执行这一原则的，务必迅速采取措施，予以改进。

四、秉持拥政爱民之理念。每年举办一次全面审查，检视过去一年的不足与失误，并向人民进行自我批评。同时，规定每年需颁布相关公约。中央政府拟制定一份涵盖全国、统一实行的拥政爱民与拥军公约，各包含十条具体条款。

核心问题始终关乎民众福祉，武装力量（即军队）与未武装民众须紧密团结，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相应的政策支持。只要军队能够秉持拥政爱民的原则，政府与民众自会以同样的情感回馈军队。

我军及其干部队伍，历经“闯州过府”的历练，更是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磨砺中成长，他们见多识广，经验丰富。我军不仅是人民的组织者和宣传者，更是最具觉悟的群体。军队中的党组织堪称最先进，其使命在于培育地方党组织，呵护地方党组织和政府，以及爱护人民。

若军队对民众保持友善，民众的反馈自然积极。往昔，留守兵团中某些领导曾抱怨边区民众态度不佳，不关心军队。然而，我们是否曾审视过军队对民众的待遇？军队为民众做了哪些贡献？我们首先应自我反省，自我批评。正如古语所说，“偏信则暗，兼听则明”，这正是我们应采取的态度。

五、推进生产发展。务必确保农业实现“耕三余一”的丰产目标，同时做好应对战争和荒年的充分准备。

我愿重点阐述组织劳动力这一问题。本年度，边区迎来一场变革，全区共有35万名全劳动力。其中，有超过3万人经常参与集体劳动，组建成变工队和扎工队，这一数字约占全部劳动力的十分之一。至于临时性组织，以延安县为例，其比例高达70%，预计明年这一比例还将有所增长和提升。

在边区，绝大多数的县域应效仿延安县的做法，致力于将劳动力整合至集体劳动的框架下。在此框架中，临时组建的劳动团队占据多数，而固定组织的团队则需根据各县的实际情况，从原先的十分之一逐步提升至十分之二或三，总计约达十万人。与此同时，我们还需关注半劳动力这一庞大的劳动力量。

束缚边区生产力发展的，是过往的封建剥削制度。这种制度，在半数地区已被土地革命彻底摧毁，而在剩余的半数地区，则因减租减息政策而遭受重创。这正是土地革命的意义，它标志着第一个革命阶段的完成。然而，若不实施从个体劳动向集体劳动转变的第二次生产关系改革，即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力便无法实现进一步的提升。

通过发展以个体经济为基石的劳动互助组织，即农民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生产效率将显著提升，甚至翻倍或更多。若全边区的劳动力均能融入集体互助的劳动体系，那么1400万亩耕地的产出将增加一倍以上。此模式未来有望推广至全国，必将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此次变革虽未触及生产工具的实质更新，却引发了人际生产关系的深刻转变。从土地改革至推动劳动互助组织的两次演进，标志着生产制度领域的一次革命。各部门、机关及学校均应积极倡导合作社的建立，推广合作生产的模式。例如，一个连队便可转型为一个合作社，展现合作生产的新形态。

借鉴杨家岭的成功案例，我们将运输队转型为合作社，实行八二股份制和八二分红政策。具体来说，公方出资8辆大车、22头驮骡以及所有工具，共计80股，而22名运输队员则贡献个人力量作为20股。运输费用按照货物重量由公方支付。这一变革显著提升了运输效率，将每月运输量从19万斤增加至38万9千余斤，增幅高达100%。同时，工具得到了合理利用，牲畜得到了妥善照料，从而为公方节省了巨额经费。

此法在中直军各机关及学校中得到广泛推广，成效显著。中央管理局的运输营，原先拥有100头牲口和20辆大车，在未组建合作社之前，每月仅能运输120万斤物资。然而，经过改组为合作社后，其运输能力大幅提升至每月185万斤，增幅高达50%。

因此，敬请大家深思，这种合作模式是否适宜在工厂与农场中推广。实际上，我们农场所采用的按伙种植方式，本质上即是一种合作社运作模式。当然，即便不采用按伙种植，自种自收的方式同样可行。

合作社问题基本上是一个群众观点问题，要想到群众。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与归宿。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想问题从群众出发就好办。部队中的负责同志要替士兵着想，机关、学校的负责同志要替大厨房着想，替杂务人员着想，所有的共产党员要替人民着想。

六、关于整饬“三风”问题。边区在此方面已取得显著成效，但仍需持续推进。

七、审查干部。反特斗争持续。

八、阶级教育的开展。此项即时事教育已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大规模实施，并将持续进行。其旨在挫他人之志，扬己之威。

九、关于减租减息的措施。目前，不少根据地的实施并不尽如人意，边区部分地区的落实亦有待加强，因此这一工作仍需持续推进。即便在国共关系紧张甚至破裂的情况下，我们亦将坚定不移地执行减租减息政策，而不会转向进行土地革命。

十、坚决执行“三三制”。务必秉持坚定的态度，即便国共双方关系发生破裂，十大政策仍旧保持不变，“三三制”的原则亦将坚定不移。

这十大政策，若得以持续贯彻执行，自能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亦能应对国共关系可能出现的裂痕。目前，各根据地的首要任务包括以下四项：首先，展开对敌斗争，即积极作战，扩大地盘；其次，推动生产发展，确保生活所需；再次，整顿不良风气，纠治歪风邪气；最后，审查干部队伍，强化反特务斗争。若此四项任务得以妥善完成，党的根基便能得以巩固。目前，党的巩固程度尚属相当，但尚未达到十分稳固的境地。

敌斗挤地，问题重大。

若非挤挤，我们即便拥有了双足，也无处安放。据聂荣臻同志所述，晋察冀地区曾挤出部分地方，晋东南则挤出容纳了140万民众的空隙。经过六年的抗日战争，我们在敌后遭受敌人的压迫，仿佛从茶壶底部被挤压至腰部，继而上升至顶部。如今，我们必须从茶壶的顶部开始，向下进行反挤。若蒋介石企图挤压我们，试图侵占边区，那么我们就决不退缩，必与之坚决抗争。

谈及生产与自给自足，全体党员干部均需掌握这一技能，半年时间即可熟练。昔日，此类事务多由总务处长、财政厅、建设厅等负责，而今，各部队首长、机关负责人、学校校长等均需精通，即便是文人墨客如周扬、陈伯达、范文澜等人，也已掌握了这一本领。

在今年的二月，王震同志在制定生产计划时，原本设定每人需开垦六亩荒地，然而当时诸多同志对此表示异议。然而，事实的发展出乎意料，最终平均每人开垦的荒地达到了十八亩。这种来自群众的创新举措，成功解决了革命战争时期的一大难题。从此，我军不仅能够自给自足，而且有能力养活数以千万计的将士。

每支队伍都应构筑稳固的后方基地。国民党曾嘲讽我们“逃回老窝”，但过去我们并无固定“窝”。在陕北的桥山山脉附近，我们确实可以打造一个隐蔽且坚实的“窝”，让敌人难以侵入。这里可以容纳工农商业，饲养牛羊鸡犬，还有妇女和儿童，以及生产小组。对此，我们需精心规划，正如朱总司令所倡导的，将革命事业打造成一个有序的家务。

自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采取特务手段，意图从内部对我们进行破坏。然而，我党展开了坚决的反特务斗争，成功挫败了国民党的这一图谋。

为推进与敌对势力的斗争、促进生产发展以及审查干部工作，我们必须深入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以此作为整顿作风的途径。去年召开的高干会议已明确划分了两条路线，有效纠正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思想偏差。然而，对于我们的工作，仍需明确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方法，部分同志自诩对马列主义了如指掌，实则一旦涉足实际工作，却发现对马列主义的精髓一无所知。

马列主义的核心在于分析之道，唯有坦诚布公，方能够改正过失，追求进步。若自满自足，对全局工作缺乏深入分析，仅夸耀成绩，畏惧提及不足与错误，则工作进步无从谈起。

工作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若要深入剖析，便需识别其成就与不足，进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此即为分析方法之精髓。对于工作成果，亦需作出总结，此即所谓综合。若不进行分析，则无法实现综合；综合是分析之成果，而分析则是达成综合之途径。唯有对事物进行细致的剖析，方能得出全面的总结。

部分同志过于主观，忽视了分析的重要性。在去年的高干会议、军政干部会议以及120师小干部会议等场合，正是通过实施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了准确的分析，对统一观念进行了深入剖析，考察了不同方面，从而得出了正确结论。同样，在处理财经问题时，若不进行深入分析，问题将难以得到解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强调了对材料的详尽占有和细致分析，我们更应该如此。

对待工作应保持谦逊之心，深刻认识到自身的不足，避免沾染自满的恶习。切勿因为身处领导岗位而自诩非凡，时刻保持谦逊，意识到自身的局限。应积极与他人交流，真诚地聆听他们的意见。常怀自省之心，反思自己的缺点、错误与不足，唯有如此，方能不断进步。

语言、文字与思想，它们都是对客观现实的映照。然而，将客观现实的规律转化为观念形态的规律，往往需要经历无数次的实践与反思，方能相对准确。我们必须抵制主观主义的倾向，摒弃自高自大的态度。在评价同志时，我们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他们是否保持着谦逊的品质。

马列主义方法论中，批判与自我批判是其中一环，而抵制自发论思想则是另一重要原则。

在去年的高干会议召开之前，自发论思想盛行一时。面对财政经济的重重困境，人们并未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而是任由各种理论学说自行泛滥，工作亦随之陷入无序。在政治与组织领域，自由主义思潮泛滥，批评与斗争之声稀少，对工作的督促更是显得宽松无力。

我们共产党员不能有自由主义，要力争上游，反对消极倾向，要批评错误，以斗争求团结，要同人民打成一片，克服困难，改造世界，这才是马列主义。

以斗争促团结，应用于4领域。

首先，我们面对的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我们必须在斗争中促使资产阶级认同并支持抗日纲领，从而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领导。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行事，而非拘泥于书本教条。然而，王明却持有不同意见，他反对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并声称列宁未曾提及此类观点。

第二是无产阶级对农民。这是与第一个范畴完全不同的范畴。农民是小生产者，是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可靠的同盟军，对农民要采取同志态度，以斗争求团结，把农民提高到接受共产党的纲领的水平。

第三，着眼于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我们倡导通过斗争来实现团结，坚决抵制一切可能分裂无产阶级的陈旧观念，同时亦坚决反对无产阶级队伍中存在的孟什维克主义思想。

第四是在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内。要发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反对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以斗争求团结。

首当其冲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其次，坚决抵制唯自发论的观点，最后，倡导并实践批判与自我批判的精神。

批判之别，有正有误。正确的批判能够增强党的凝聚力；而错误之批判，诸如四中全会与五中全会所体现，则往往导致党的分裂。我们必须推崇正确的批判，抵制错误的批判，此即整风之道。我们需持续摒弃不良之风，坚信大家齐心协力，必然能出色完成任务。

1943年11月初，主席接连接到陈毅与饶漱石的来电，方始察觉他们之间的矛盾已急剧加剧。

1942年年末，饶漱石接替刘少奇，担任新四军的代理政治委员。陈毅对其政治与军事经验持有疑虑，对这位代理政委的任职并不十分满意，于是在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若干失当言论。此事使得饶漱石对陈毅心怀芥蒂。

1943年10月26日，饶漱石趁整风运动之机，于江苏省盱眙县黄花塘镇的新四军军部，召集干部举行会议，采取出其不意的策略，发动干部对陈毅进行批判。他翻出井冈山时期“八月失败”及红四军七大时陈毅两次接替主席担任前委书记的历史旧账，并列举了陈毅的十条错误。

陈毅之抗争未使饶漱石感到满足，他进而向主席提交了一份长达1500字的电报，详细列举了陈毅对主席及其政治委员制度的诸多反对意见，并强烈要求中央派遣新干部以替换陈毅。此外，饶漱石还煽动部分干部联名向中央发送电报，共同对陈毅提出批评。

11月8日，主席致电陈毅和饶漱石，他在电文中写道：

陈毅同志并告饶：

1、电话内容已悉。尽管此次事件令人遗憾，但问题尚可沟通解决，亦有机会得以纠正。

2、我们热切期盼陈来延安参与七大。在你们上次来电请求派一人来延之际，我们尚不知悉你们之间存在的分歧。如今，鉴于这种状况，其根本原因在于党内诸多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沟通与解决。

若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逗留半年，他便能深刻领悟党的新作风，并对党内历史上诸多重大问题进行重新审视，诸如四中全会所犯错误，以及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王明宗派推行的新立三主义，1938年武汉长江中央局时期，王明宗派推行的陈独秀主义等。若能对这些问题有充分的认识，那么党内的不和将不复存在，这对党的发展将带来极大的裨益。

陈来延同志在任职期间，其职务暂由云逸同志代为履行。待七大会议结束后，他将继续返回华中地区，并负责传达七大确立的方针。敬请对此提议予以考虑，并期待您的回复。

随后，陈毅于11月25日气愤难平，毅然决然地离开了新四军总部，赶赴延安，向主席汇报实情，力求洗清冤屈，讨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