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的柬埔寨，雨季似乎比往年都要漫长。在著名的吴哥窟所在的暹粒省，一场无声的风暴正在吞噬着这座古城。

那天清晨，一辆涂着越南人民军伪装迷彩的吉普车，蛮横地冲进了省政府大院。车上跳下来几名神色冷峻的军官，他们身后跟着两名端着苏制AK-47冲锋枪的士兵，枪口泛着寒光。

他们的目标不是潜伏的红色高棉游击队，而是这栋大楼的主人——暹粒省军委书记。在当时的金边傀儡政权中，他被视为封疆大吏，是越南人最“忠诚”的盟友之一。

然而，当那位越南军官将一张逮捕令拍在桌子上时，这位书记的脸色瞬间惨白。他颤抖着声音问了一句：“你们叫我走，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中央知道吗？为什么金边对我没有意见？”

越南军官的回答冰冷而机械：“到底有没有问题，跟我们走一趟就清楚了。”

书记沉默了片刻，请求回卧室换件衣服。几分钟后，楼上传来了一声沉闷的枪响。

当人们撞开房门时，看到这位“忠诚的革命者”整齐地躺在床上，脖子上系着领带，太阳穴的鲜血染红了枕头。床头留着一张字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越南军人同志做错了……”

这位封疆大吏的死，只是冰山一角。在那个恐怖的夏天，无数柬埔寨新政权的官员被戴上黑头套，塞进越军的卡车，从此人间蒸发。

让越南人发疯般屠杀自己盟友的，并不是什么大规模叛乱，而是一个来自北方的、精心设计的“阴谋”。

01

时间回拨到1978年圣诞节。当越南黎笋政府集结20万大军，以“闪电战”之势越过边境时，他们或许真的以为自己是“解放者”。

起初的战事确实如越南人所料般顺利。短短两周，金边沦陷。越军的坦克履带碾碎了红色高棉的防线，到1979年1月，他们已经控制了柬埔寨所有的主要城镇和港口。那时的河内沉浸在一片狂热的“大印支联邦”美梦中。

然而，梦醒得太快。

到了80年代初，这场战争已经变成了越南人的噩梦。残存的民柬部队退入西部山区，化整为零，像幽灵一样在丛林中出没。越军占领了白天，游击队统治了黑夜。

更可怕的是，越南国内的经济正在为这场侵略战争买单。为了维持庞大的驻军开销，越南不得不勒紧裤腰带。1980年，越南原本计划的工业增长率是10%，结果只有惨淡的1%。

在河内，老百姓买不到大米，黑市上的物价一天一个样。为了转嫁危机，越南政府开始在柬埔寨推行残酷的物资封锁政策，甚至大规模向柬埔寨移民，试图从人口结构上“消化”这个国家。

02

随着大量越南移民涌入，抢占了本地人的土地和工作，柬埔寨社会的反越情绪如同干柴烈火。

即使是越南一手扶持起来的“韩桑林政权”，内部也开始出现了裂痕。那些原本为了生存而依附越南的柬埔寨官员，看着自己的同胞被欺压，看着国家的资源被掠夺，心中充满了动摇。

这种微妙的情绪变化，没有逃过越南情报部门的眼睛。

在越南将军们的眼里，柬埔寨到处都是敌人。那个在会议上对他毕恭毕敬的省长，也许转身就在给红色高棉送情报；那个在路边卖水果的农妇，也许篮子里就藏着手雷。

一种病态的“猜疑链”，在占领军和傀儡政权之间迅速建立。越军高层坚信：民柬游击队之所以剿不灭，是因为内部有“鬼”。

他们急需一场清洗，来获得安全感。而这一点，恰恰被千里之外的战略家们看透了。

03

1983年，局势胶着。在中国的军事顾问指导下，处于劣势的民柬军队决定改变打法。既然正面战场难以速胜，那就攻心。

中国兵法云：“疑中之疑，比之自内，不自失也。”

针对越军高层日益严重的焦虑和猜疑，一个代号为“反向情报”的绝密计划悄然启动。这不再是简单的军事对抗，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心理剧。

剧本的核心很简单：让越南人相信，他们最信任的那些柬埔寨官员，实际上是红色高棉的卧底。

要让精明的越南情报局（国防部二局）上当，普通的流言蜚语是没用的。必须要有“铁证”，要有“活口”，要有一个让他们不得不信的逻辑闭环。

于是，一个精心挑选的诱饵被抛了出去。

这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午后，越军在暹粒省的一次例行巡逻中，意外地“抓获”了一名神色慌张的农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主动撞到了越军的枪口上。

这名农民看起来普普通通，但他口中吐露的秘密，却让审讯室里的越军情报官惊得把烟头掉在了裤子上。

他不仅承认自己是民柬的联络员，还声称自己刚刚参加完一场绝密会议。而这场会议的参与者，竟然包括了暹粒省政府的一半高层官员！

“这是一张网，”农民颤抖着说，“一张早就张开的网。你们身边的人，都是我们的人。”

越军高层一直苦苦寻找的“内鬼”，似乎终于浮出了水面。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当他们伸手去抓这张网的时候，就已经把脖子伸进了绞索……

04

这名被捕的“农民”，其实是民柬906师第2团精心训练的特工。他的每一次颤抖，每一句求饶，都是演技的巅峰。

为了让这场戏更逼真，就在他“被捕”的前几天，民柬部队故意在6号公路附近的格罗兰地区发动了一次突袭，并在现场故意遗留了一些“机密文件”。这些文件隐晦地暗示：暹粒内部有人接应。

当越军情报官将“战场缴获的文件”与“农民的供词”放在一起比对时，他们发现惊人地一致。

特工供述：红色高棉已经向暹粒北部运送了800支枪炮，其中包括20门重型迫击炮。更可怕的是，民柬已经在省一级建立了一个“两面政府”，有20多名身居高位的官员在暗中为他们效力。

“他们计划在八月发动总攻，”特工压低声音，仿佛在说一个恐怖故事，“到时候，里应外合，金边就是瓮中之鳖。”

这个情报太惊人了，也太符合越军高层的心理预期了。它完美解释了为什么越军的扫荡总是扑空，为什么运输车队总是被伏击。

不是越军无能，而是“有内奸”。

05

这份情报迅速被送到了位于金边的“719司令部”。

719司令部，是1981年才组建的驻柬越军最高指挥机关，掌握着柬埔寨的生杀大予夺之权。其司令员黎德英，是越军中的鹰派人物，以手段强硬著称。

此时的黎德英正面临巨大的压力。国内经济的一团糟，前线战事的僵持，让他急需一个突破口。

如果暹粒真的存在这样一个庞大的间谍网，那么一切都说得通了。

更致命的是，中国专家组还指导民柬在各地散布谣言，真真假假的信息像雪片一样飞向越军情报机构。在信息过载和确认偏误的心理机制下，越军情报局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

随后的一周，在洞里萨湖附近，越军又“幸运”地抓获了6名战俘。经过严酷审讯，这6人的供词竟然与之前的“农民”如出一辙！

三人成虎。在黎德英看来，这已经不是情报，而是铁一样的事实。

一道代号为“肃清内患”的最高指令，从719司令部发出。一场针对自己盟友的血腥清洗，正式拉开帷幕。

06

越军的行动迅速而残暴。

首先遭殃的是暹粒省的民兵组织。越军特种部队突袭了民兵营地，将那些平时跟他们并肩作战的柬埔寨民兵统统缴械。

审讯室里，皮鞭和电刑成为了主要的沟通工具。在越南安全人员“特别手段”的折磨下，为了保命，民兵们不得不顺着审讯者的意图胡乱招供。

“是的，我是卧底。”

“是的，我的上级也是卧底。”

咬出的名单越来越长，职位越来越高。从农业部门的干部，到文化部门的官员，最后甚至波及到了省委级别。

越军的军用卡车在暹粒和马德望的街道上呼啸而过，每一次刹车声都意味着一个家庭的破碎。恐怖的气氛笼罩了整个柬埔寨西部。

任何人都可以被指控为“红色高棉的走狗”。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一个名字。

昔日的办公室变成了刑场，曾经的战友变成了仇敌。越军这种近乎疯狂的举动，彻底摧毁了金边政权内部原本就脆弱的信任基石。官员们人人自危，比起红色高棉，他们现在更害怕身边的越南“保护者”。

07

直到那位省军委书记的自杀，才让这场疯狂的闹剧按下了暂停键。

他的遗书震动了金边。洪森政府的内务部人员终于鼓起勇气介入，随后，越南国内的高级专家组也赶赴暹粒进行复查。

复查的结果让所有人背脊发凉：没有军火库，没有地下政府，没有叛乱计划。

被捕的40多名高级干部，全部是无辜的。那几百名被打得皮开肉绽的民兵，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八月总攻”。

所谓的“惊天阴谋”，从头到尾都是子虚乌有。那是对手设下的一个局，而骄傲的越南人民军，像个傻瓜一样跳了进去，并亲手帮敌人完成了“借刀杀人”的任务。

根据后来的解密资料，1983年至1984年间，越南在柬埔寨发动的这类“肃反”，导致700多名韩桑林政权的干部被处决，2000多人被关押。

这2700多人的血，比民柬军队在战场上消灭的敌人还要多，还要痛。

08

虽然黎德英大将的仕途并没有因此受到太大的影响——他后来甚至升任了越南国家主席——但这场“暹粒事件”对越军在柬埔寨统治根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它向所有的柬埔寨人，包括那些亲越派证明了一件事：越南人从未真正信任过他们，越南人随时可以为了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他们。

这种心理上的决裂，远比丢失几座城池更为致命。

从此以后，金边政权的官员们开始消极怠工，甚至暗中与抵抗力量接触以求自保。越南在柬埔寨的统治，实际上从那一刻起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这场由中国顾问设计、民柬实施的精彩反间计，成为了现代战争史上“攻心为上”的经典案例。它用最得不偿失的方式告诉世人：当一支军队开始向自己的盟友开火时，它离失败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