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宇将军于1933年投身红军行列，1978年荣任海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早年，他与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英勇将领并肩作战，浴血奋战。新中国成立后，受周恩来总理之嘱托，与钱学森携手合作，共同领导航天工业和尖端武器的研发工作。同时，他还指挥海军舰艇远航，完成了一系列重大军事科研任务，并成功建立了中国南极站。本文特此节选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1968．6．13

遭遇部分群众组织成员在部直南楼对我进行围攻，他们对我辱骂，并要求我立刻找出凶手。我回应说，凶手是必须抓捕的，但仅凭我一人之力，能行得通吗？从早上6点30分到11点30分，我未能进食，也未能饮水。难怪在七机部面临极大困境时，没有一位领导或参谋干事前来协助总理。我曾亲耳听到总理对粟裕的鼓励：“粟裕，你曾七战七捷，怎么如今变成了一个害羞的姑娘。”此后，还听闻群众传言，粟裕曾乘坐直升机在南苑上空盘旋数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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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7．3l

为贯彻毛主席7月28日关于大力举办学习班的指示精神，我深入群众，积极寻求实施之策。在充分听取技术司、科研局、计量站、劳资司、计划司以及915、916部门负责人意见的基础上，我总结出以下五点建议。

(1)从大联合开刀，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就应该联合。

(2)一派撤消，一派留着的情况下，要联合是不可能的，撤消与不撤消的都应该限制其不利于大联合战略部署的行动。

(3)借东风，大力宣传毛主席的7．28指示，讲清形势。

(4)军管人员忠不忠于毛主席，紧跟不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紧跟则要旗帜鲜明，依靠两派群众组织搞好大联合。

(5)大宣讲，大宣传，各院各找个工厂试点，下决心：①与群众组织脱钩；②关着门闹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③人人上班，坚守岗位八小时；④揪的干部立即交出，由军管会管理；⑤联革会立即恢复工作；⑥成立革命领导小组；⑦不武斗；⑧开展大批判。不怕反复，反复一次，深化一次，群众厌烦一次，动员工人立即回厂生产。最高标准达到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本厂不参加派性活动，大联委正常工作。

广泛征集民众意见，民众反响积极，建议军管依照7·3、7·4的举措，即制止武斗、举办学习班的方式进行处理。此外，尚有三十余起涉及殴打他人的事件待处理，无论涉及哪一方，均需予以妥善处理。各式各样的意见建议，对于我们工作的推进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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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8．6

我们前往国防工业办公室的军管小组进行汇报。在场的有粟裕等同志。在汇报的最后阶段，粟裕、陈华堂、张培元等同志共同研究，达成了以下一致意见：

①请保持冷静，焦急无助于解决问题，应当着手工作。②“916”涉及各部委的问题，其中国防科委的问题关乎三军大局，我们既不主动干预，也不设限（上级尚不了解具体情况，我们又能如何限制呢？）③整顿阶级队伍是必须进行的，这是战略性的部署，绝不能随意打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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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8．14

在国防工办六楼，陈××阐述了几项观点。他提及了916事件，并对我们进行了指责。他选择引用恩格斯的名言来评断是非。恩格斯曾言：“评判一个人的标准，并非仅凭其言论，而是要观察其行为。不是听他自我标榜，而是要考察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真实的人格。”

早年，我曾听闻工宣队和军宣队即将入驻七机部，起初以为不过是传言。直到后来有人告知，方才确信此事属实。我们曾向国防工办提出申请，希望迅速扩充队伍，然而陈××却对我们一顿责骂，告知我们人手紧张，需依靠自己。最终，并非十几人或几十人，而是如同周总理所说，达到了数千人的规模。可惜的是，陈××对此一无所知。

下午张翼翔同志召集会议：下周继续批多中心论，第一步造声势，第二步挨门挨户做群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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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8．16

陈华堂同志于上午发言指出：昨晚，谢副总理下达了两项任务：一是鉴于七机部当前的形势，北京市革委会与卫戍区决定组建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前往七机部。该队伍预计由1500至2000人组成，其中军队人员500至1000名，工人1000至1500名。宣传队的工作将持续一个月，但具体时长目前尚不明确。

粟裕：个人理解，上海经验。

①上海工人左右局势。

②北京学生问题由工人宣传队解决。

③送芒果见中央意图。

王展同志，对于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到来，我们应予以热烈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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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8．21

黄作珍同志表示：38军及5军军宣队进驻京城，我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军队成员将召开一场会议，届时将邀请谢、温、郑三位发表讲话。目前北京形势稳定，主席签署的7·3布告得到了贯彻执行，同时会见了五个总部的负责人。8·15这一天，主席又接见了首都工宣队和工人代表。700万人的行动，对各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面对如此庞大的规模，我们也面临着诸多挑战。除去大专院校外，还有200多个单位存在问题（不包括七机部和国防工办）。虽然任务艰巨，但这是我们光荣的使命。你们两个团，38军的334团将进驻七机部，579团则负责7所大专院校、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乐团等单位。七机部将派驻3000多人的工宣队。军宣队的人数将在1500至2000人之间（具体数字尚未确定），预计总数将达到5000人左右。

工宣队、军宣队进驻任务：

(一)停止武斗，收缴武器，双方抓的人，放人。

(二)坐下来谈判，达成大联合，三结合，成立革委会。

(三)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

(四)整党，精简整编。长期打算、持久战、手抓沙子，有土才长庄稼。

几条要求：

①不轻易表态，表态则由集体研究讨论。

②在开展调查研究的过程中，需深入了解各派别的历史背景，仔细梳理他们的功绩与不足，同时考察地富反坏右以及走资派等各阶层的情况。

③开展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

915、916，绝不能让一派吞并另一派，亦不能让一派压迫另一派。任何一方都不应被另一方所吞噬，亦不应被对方所摧毁。吞噬与压迫均非可行之道。这构成了我们对于问题认识的基石，也是我们开展支左工作的根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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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8．25

在庄严的人大礼堂三楼，谢副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与会者包括38军的334团以及65军的579团排级以上干部。谢副总理强调：“若解放军违背毛主席的教诲，实乃可耻之举……我们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切勿偏袒一方，冷落另一方。38军需特别留意，今日召开欢迎会，若你们偏向一方，则将转为欢送会。干部们需加强学习，有些干部习惯于依赖小道消息和谣言。应当听取不同的意见。干部们务必做好本职工作，释放出更多活力。七机部共有军宣队、工宣队3000余人，其中军宣队约2000人。工人阶级是文革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惧解放军，却敬畏工人。工人们的斗志愈发坚定，我们需与之紧密配合，并向他们学习。保持良好的作风，严格遵守组织纪律，遇事多请示汇报。我们要做好长期斗争的准备，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阶级敌人会采取各种手段试图拉拢我们。我们坚信38军和65军能够完成任务，取得显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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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8．29

首都的工人宣传队和军队宣传队即刻入驻七机部，随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之中。

今日各院情况：

一、二院于部直上午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而三院则安排在下午进行，与会人数显著增多。在711医院，二十余位伤病员纷纷走出，共同参与欢迎活动。一位72岁高龄的老者激动地说：“七机部的这个马蜂窝，是该捅一捅了。”他强调道：“工人阶级必须掌握革命形势的主导权。”

频繁向上级汇报，面对军事管制该如何应对？院内有大型联合委员会，若成立革命委员会联合委员会又将如何处理？对于×××居住的大院，不搬迁房屋，搬迁后却留下两人该如何解决？无法进入文化宫该如何是好？

组长说：

(1) 面对敌人、恶徒与派系纷争，他们诋毁工人为“工匪”，辱骂军队为“混蛋”。一旦军管人员有所过失，便需严格调查，并在大会上公之于众。

(2)目前，造反派的活动呈现出自上而下的趋势，他们通过召开大会逐级推进。随后，他们也可能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甚至未来可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

(3)为确保学习效果，领导层要求成员集中居住。宣传队于清晨进行操练，如需外出，需提前请假。

(4)未来将举办学习培训班，工人们将参与其中，对各种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性分析。

(5)在情况报告方面，除了四家企业之外，对于总理的汇报需求，每日需提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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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8.30-31

粟裕同志在讲话中强调，军管部门务必精心履职，妥善协调，积极开展对两派工作的引导与组织。

①宣传队受中央、北京的一体领导。聂元梓被迫退居一旁，她感到困惑不解，工人则回应道：“你去问问中央。”

②我先前曾提及，革委会的群众成员暂不参与，而将吸纳工人阶级的成员加入。然而，目前的情况似乎趋向于实现一个广泛的联合。

③当促进派。

④你们的报告把军管放第一，应改成工人第一。进点后，领导问题，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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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9．2

两派群众报喜!七机部两派真正大联合，削平山头、交印、断电话。915下午一点半集合七机部900多人，25辆卡车，在北京城游行一周，到天安门集合，分别到中央文革、北京市革委、国防工办报喜。上午我们到915总部的善后工作组去看看。

38军军宣队刘崇礼讲：

三日下午，我们举办了隆重的庆祝大会。在大会上，由群众组织的领导们交旗、交印等。军人们虽沉默不语，但工人们的大哥们敢于直言，勇于行动。近日，战士们普遍反映，他们感到疲惫不堪，食欲不振，口唇干裂、起泡，睡眠质量低下，食量减少，难以适应。请问负责军管的这些老同志，他们是如何应对这些困难的？我们一时之间实在难以适应。

在夜晚，我将与大家分享我的经历。每更换一批新同事，我都会感到格外紧张，因为每天都有革命活动，还要进行操练和背诵“老三篇”，这让我感到不适应。我无法享用点心，原因在于1967年刚来时，连饭都吃不上，更别提点心了，吃坏了胃。我几乎吃遍了北京的饭店。晋阳饭店的闫主任喜欢山西刀削面，他离开后，我去了前门的四川馆子品尝担担面。在公主坟，我品尝了富强粉饺子，而动物园门口的餐馆种类繁多，有广东菜、湖南菜、山西菜、陕西菜等。在朱家坟的三院，我常吃驴肉，那里的姑娘总是给我留下一斤或两斤带回家。甘家口的腊肠和七机部马神庙的麻花也相当不错。总之，我逐渐养成了习惯。我总觉得军队的同志们不太适应，好在西单的小笼包子（狗不理）虽然等待时间较长，但可以自己找长凳，自己排队。首先，你们可能不习惯排队，尤其是在工厂，自己找碗、自己买饭票等都是必须的。想要摆官架子是不行的。

听闻大家曾品尝过窝窝头，不知为何，竟在食用过程中引发了争执。我自身也曾遭受过窝窝头的“惩罚”，然而忍受痛苦却不敢声张，只能默默承受。夜晚，我得亲自准备一壶热水，一来可以用来清洗，二来可以加入些许糖分，以甜味驱散一天的疲惫，然后方能安寝。至于饭堂，最好是别祝愿它‘万寿无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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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9．11

国防军工办军管小组对毛主席接见事宜进行深入研究，具体包括(一)编队组织；(二)指挥体系构建；(三)接见人员分配方案；(四)编组方法探讨。据预测，此次接见活动将在今年国庆节期间举行。

20:00 粟裕同志指出，近期中央文革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文件和布告，要求组织学习和研究，军队亦应认真学习。在北京的五十所大专院校中，真正参与武斗的仅有八所。对于老干部的错误尚且予以纠正，难道青年犯错就不应给予救治和挽救吗？

政府机构正简化层级，精简部门和人员。针对军队管理方面，所有已纳入宣传队的单位。军队管理人员应逐步撤离，最终将全部撤离。撤离的具体方式将与北京市进行协商，此举由中央文革小组做出决定，不符合规定的将不予考虑。

在发表言论、学习报告的过程中，你们务必强调中央文革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一项组织纪律的要求，更关乎我们的立场问题。

忽视红卫兵的功绩显然并不恰当。有人质问他们所谓的“二月逆流”指的是什么？（说实话，我们自己也并不明白，甚至他们自己也似乎表述得并不清晰）他们回答称：去年二月，谭震林在一场中央会议上大发雷霆，表示有四件事情他感到不应如此。

①不该活到65岁(63岁死了就遇不上文革)。 ②不该参加共产党。 ③不该跟毛主席四十年，说完就夹着皮包走出会场。他说：周总理都搞不清楚，你们不要再去追问细节，比较难说，搞不好，还被人利用，攻击中央就不好了，又犯错误。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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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11月10日

农林部门遭遇了重大挫折。在我办公室，仅剩两位工作人员，而业务组共有五组，共计12人。今后，各部门如有事务，请直接联系业务组，此事已定。此次传达会议的规模颇为庞大，尚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暂不参与传达。我们需要积极推动工作，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一步推进各项事务。

“不能因为916的立场就认为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在批判清队过程中，我们既要批评他人，也要自我反省。对待老同志和老将，我们应该保持一颗保护与发展的心态；对小将也是如此。保护是必要的，但不应有绝对纯净的想法。扩大后的十二中全会也是这样，不可能完全纯净。虽然整体上是好的，关键方面也保持良好，我们应当保持严肃谨慎的态度，避免在会场表现出过分，以免影响大会的庄重。生产管理由军管人员负责，军管人员不能撤离。同时，请不要参与上街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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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2．9

国防工业办公室召开会议。在会上，粟裕发表了讲话，但部分内容未能听清。下午4点，周恩来总理抵达会场，并就1969年的计划安排、尖端技术发展以及革委会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周总理强调：“大联合”应当遵循平等原则，而不是简单的对等。基于政治平等，应当通过充分的协商来实现。有人插话表示：“对等少一个就不干，不能只是表面上的平衡。”周总理回应道：“一碗水端平，你了解各种成分的分布，如何来划分对等？所谓的对等，其实可能会导致多数人混在一起。大联合并不是简单的对等，而是在原有基础上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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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5．1

“你们对两派应保持中立，不良的头目将自行被揭露。”“不行！”他继续说：“若调动警卫连，可能会引发问题，坏人将趁机煽动。”在提到七机部某些地区工人因保密原因无法参加活动时，周总理表示：“清华大学不也有很多人去参加吗？难道工人比知识分子在保密上能力差吗？”

“两队……绝不能被击垮……看来，今日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随后，他提议：“请回去后深入研究以下几个议题，明后天再将研究结果汇报上来。”

请问院系及部门的高层领导共有多少位？请提供一份名单。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导，姚某提及有21位，而周总理则表示有49位，为何又缩减为21位？请确保名单中人数不超过100人。目前名单中已有9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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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5．7

“我们工人宣传队遭到了打击……”他还提到二院地下发现尸体，38军已经破案。周总理提醒：“进入情况时要冷静，先摸清情况……”此次周总理接见两队，我们感受到了他的特殊关注，这是大范围的首次。他的目的是要协调两队的关系。会前，军管会已经进行了讨论，当周总理询问工人宣传队、军队宣传队和七机部的情况时，我们军管会该如何回应呢？这确实是一个难题。我们决定少言多行，让事实说话。例如，当周总理询问以下问题时，我们如何回答：（1）接管工作（这确实很难）；（2）举办学习班；（3）撤出（这该如何解释？我们军管是否撤出）。我们坚持的原则是：只强调两队的工作成绩，不进行自我批评，只承认工作有不足之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军管做到了：坚守原则，不偏袒、不推诿、不抵制、不激化两队情绪、不轻易发火。（1）军队宣传队闭门不出；（2）工人宣传队极希望移交权力；（3）整个七机部处于瘫痪状态（如三线人员无法调配、13所无法生产、249厂断粮、×××站无法进行试验等）；（4）革委会无法发挥应有作用。915和916双方都扣留了人员，并未释放。

“由卫戍区负责监督执行。”随后，总理请粟裕发言，粟裕表示：“今晚达成协议是好事，我们将坚决执行。”接着，总理又让吴忠发言。吴忠指出：“周总理提到916中有一位同志不幸去世，要求将其交出，并交由卫戍区法医进行检查。916方面不要进行报复，要坚定地相信无产阶级司令部。”粟裕最后发言：“周总理已经接见我们十七次，每次我都参与，至少五至七个小时。周总理处理国家大事和世界大事，而我们工作做得不够好，内心深感不安。七机部肩负着党和国家的光荣使命……两派应该团结，实现三结合……”周总理请叶正光发言，叶正光表示：“我们将坚决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回去开展工作。”王德魁也发言：“我们将坚决执行，并回去开展工作。”唉！双方争论了一整夜。国务院的吴庆彤同志陪伴我们通宵达旦，真是辛苦至极！期间，有人提议散会，但无人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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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5．16

“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任何一方都不应试图压倒另一方，也不应追求占据优势。”午后，我们前往三院，重点关注101站和159厂，特别强调要确保101站的试车顺利进行。

夜幕低垂，915成员们簇拥在我周围，纷纷向我提问。经过深思熟虑，我最终忍不住怒火中烧，严厉地批评了915。我逐一指出了他们在以下五个方面的认识错误：(1)对粟裕和陈华堂的评价；(2)对两队的看法；(3)对916的定位；(4)对革委会的设立；(5)对下放政策的理解。我随即阐明了我的观点：粟裕和陈华堂是不可动摇的；两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916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应当团结一致；革委会必须成立，即使有人不适宜，也应予以吸纳；下放政策必须坚决执行，按照既定任务进行。我要求他们转告915的头头王德魁，认真研究我的意见，并纠正错误的认识。周总理在七、八、十日连续三个晚上召开会议，与915和916的头头进行谈话，目的正是为了促进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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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5．22

遵照周总理的指示：“立即将粟裕、陈华堂两位同志及七机部军管会相关人员，以及各队的领导同志送达一阅，并予以审批。应尽快火化逝者的遗体，对家属进行抚恤，并做好916相关工作。严禁举办追悼会。所有情绪应聚焦于那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叛徒分子等反动团伙。具体处理情况，望及时报告。”（以上周总理的批示是针对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关于七机部工人×××被打死的验尸结果报告而作出的）。

根据北京市公安局军管会的结论，经综合尸体检验各项结果分析，我们认为×××系因全身……引发外伤性出血性休克，最终不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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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5．24

工宣队及其主要骨干于5月19日结束了集训。军宣队虽因“军”字之便有所不便，却时常向我们汇报情况。我们只能采取折中的态度。其中一派着重于推动军宣队的工作，表面上看似是为了应对5月8日的武斗，指责军管会未能坚持原则，采取折中政策，实则是在对军宣队进行攻击。另一派则强迫你站在他们一方，若是有人不幸丧生，便要求三家共同慰问家属，并承担全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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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6．10

在国务院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就夺权问题发表了以下观点：“各个部、各级别及司局都应该退到一旁，并非所有的人都属于走资派。即使被称作走资派，也不都是死不悔改的人……党的原则是坚持民主集中制……各个部门应当设立领导小组，小组的成员应谨慎选择……先行建立。改革是不可能面面俱到的。难道你能说警察不需要了吗？民众的思想觉悟尚未达到那一步。如果规定两个人不能共骑一辆自行车，他们不遵守，难道就可以不进行干预吗？面对敌人，我们必须实行专政，没有警察可以吗？将科学院与国家科委合并，形成一个名为高新技术局的组织，国防科委的规模能否容纳超过三万人？显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应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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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6．16

上午8点，向粟裕同志报告139厂技术改造及海防导弹生产情况。同时提及与三位领导之间的复杂关系。粟裕同志回应道：你们又要增加基本建设，为何不适当减少一些呢？

晚间，国务院会议室召开会议，21时50分，周总理准时抵达。会议持续至次日6时，共计超过八小时。周总理对待群众的耐心令人敬佩，堪称楷模。他耐心讲解了学习毛主席的耐心之道，与五位领导人深入交谈达五小时之久。他教导我们要关注媒体报道，从中获得更多感动。然而，不知为何，我们觉得那些年轻同志的表现与他们的身份不太相符，若在战争年代，这些问题早已解决。和平时期的争论虽小，却也无形中消耗了周总理的时间。在这次会议中，我本想表达自己的看法，但看到周总理始终耐心教导，我的情绪多次被压制。我也观察到一些老同志并未发言。若发言过多，无疑会延长会议时间。我只需说一句话，就可能引发两派之间的争执，从而引发新的问题。因此，我意识到保持沉默可能是更好的选择，这样也许能更快地结束会议。

（1）七机部洋溢着一种优越感，高人一等，傲慢无礼，态度强硬，令人难以接近。

(2)知识分子云集，然而帝制遗留下的弊端影响深远。

(3)长久以来，我们推崇技术至上、专家优先，淡化政治色彩，强调物质激励。这种做法若未能解决老大难问题，似乎有悖常理。若是对任何意见都置若罔闻，任务又是由最高指挥部门直接下达，一旦发射成功，便会收到祝贺电和慰问电，这无疑让他们得意洋洋，尾巴高翘。

有人曾言：在我们工作中存在失误，出现了偏颇，似乎是一边扶持一边压制，学代会似乎倾向于某一派别，而支持了另一派。然而，从内心的良知出发，我们并未持有这样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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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1.10

“撤销1915年的送瘟神计划，916年的挽留行动，讽刺（干部对二队的讽刺）都会出现。”周总理指出：“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我们需要做工作，军管会需要做细致的工作。”

周总理指出：“军队需做好战备准备，工人则应重返生产岗位。在七机部，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锻炼了自我，还积累了宝贵经验。”面对有人询问工宣队不愿撤离的情况（相较于军宣队，这似乎更难处理），恰逢谢副总理莅临。周总理回应：“他们的表现值得肯定，辛勤付出，功不可没。他们是一同来的，也应一同离去。”他请求谢副总理负责协调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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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1．10

向国防科委汇报：

(1)下放军垦——应走10160人(实走9710人，未走450人)。

(2)下放五七干校——应走2630人(实走1538，未走1092人)。

(3)党员11688人，受训5827人。

(4)革委会应成立45个，已成立42个，革委办事机构，应成立45个，已成立6个，革命领导小组应成立321个，已成立140个。

(5)清队总人数511793人，清出1018人，中特215人，叛49人，走21人，五类40人，现行反274人，自杀24人，已死1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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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2．26

下午二里沟北京活动

在市电子会战会议的资料抄录中，我们发现毛主席曾就“不设国家主席”的观点进行阐述，他于1933年投身红军，并在1970年3月8日至8月14日期间，就相关议题发表了六次重要讲话。

（1）1970年3月8日，国家主席职位空缺；（2）同年4月下旬，林宗信的言论引发关注，毛主席指出“此言不妥”。

(3)1970．5陈伯达搞了个法治研究会，背着中央起草宪法，社论，九二陈为太上皇；

(4)1970．7．17—20日陈叶合唱，设主席写上过渡到共产主义；

（5）1970年8月1日，下午时分，吴通过电话向黄、胖子下达了派军作战的指令，并急促地要求李迅速返回。

（6）1970年8月14日至19日，李、黄、邱三位领导在三座门召开会议，旨在筹备相关语录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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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3．7

为购置老家的广播机，我从甘家口银行提取了1600元。其中，1000元已汇往上海，汇款手续费为10元，剩余的600元则继续存入银行。这笔款项已汇至上海杨浦区支行。公社方面已汇来12200元，用以购买两台广播机，预计2月份便能收到货物。每台机器的价格为6360元。想到贫下中农老山沟能够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我心中充满了喜悦。若他们还能听到毛主席在“九大”上的讲话，我愿意再寄出2000元。

这笔资金的来源是中华品牌香烟的收入，尽管我本人不吸烟，但每天花费0.6元购买一盒烟，自1960年开始累积至今。这笔钱原本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返回家乡使用。虽然之前已经向公社捐赠了1000元，但那笔钱并未被合理利用。如果公社能够按数补还给我，我仍会继续储蓄。未来，我将考虑用这笔钱为公社购买一辆汽车。

注释

杨国宇退休后一直也没闲着过，他除了经常参加一些有意义的社会活动，还担任了中国干部教育协会的副主席。杨司令生性活泼开朗，平日里老人家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嘴里还喜欢哼点革命小调，《小螺号》这首歌是杨司令最爱哼唱的歌曲之一。当然，老人家性子急起来，也够急的，这与他过去当兵打仗有直接的关系。每当老头出去办事时，坐在车里看到前面是红灯或者堵车时，他就自言自语的大声在后面让司机“冲啊！”每每这时，司机也不跟老人家解释，只是回过头来笑笑。杨司令下一句话准是：“哈哈！要在战场上打鬼子，我他妈早冲了，当然咱们还得守法啊。”老头性子急可是心软，平日里连蚂蚁都不忍踩死，他说：“只要是活的，都是一条生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