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毛泽东赴武汉支援陈。

一、毛泽东赴武汉支援陈。

1967年7月，武汉

持续的十几日高温，让这座以“火炉”著称的城市愈发炎热。烈日如火，整日烘烤着大地，热浪滚滚，仿佛烟雾升腾。街道两侧的茂密树木无奈地低垂着原本挺拔的枝叶。

政治局势仿佛与自然气候紧密相连，近十数日来，两派势力——“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各类矛盾不断加剧。机关陷入瘫痪，工厂停工，社会动荡不安，武装冲突频发。尤其是林彪、江青等人直接介入，操控并煽动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导致武汉地区的稳定局面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武汉军区，作为维护武汉局势的中坚力量，陷入混乱。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等军区领导屡遭“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以至于难以正常开展工作。

武汉地区日益严峻的局势迅速引起了中南海的关注。毛泽东忧虑重重，焦虑不安，他在院子里徘徊片刻，转身对周恩来说道：“我们去武汉一趟，务必保护陈再道的安全！”

7月10日，周恩来通过电话向陈再道传达了重要指示，即毛泽东主席即将南行至武汉，以解决“武汉问题”，并要求陈再道做好详尽的汇报与接待工作。陈再道闻讯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迅速而高效地推进了首长莅临前的各项筹备事宜。

7月14日的清晨，周恩来同志抵达武汉，身边陪同的，有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同志，以及海军和空军的作战部长们。午餐时分，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同志，肩负着解决四川地区两派争端的使命，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同志，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同志，以及北航的“红旗”四人小组，亦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一同抵达武汉。

夜幕降临，毛泽东莅临汉城，择居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周恩来则安顿于百花一号，而谢富治与王力则同住百花二号。为确保工作顺畅及安全无虞，陈再道与钟汉华亦迁至东湖宾馆乙所。各方势力齐聚武汉，武汉问题的圆满解决已为期不远，陈再道对此满怀信心。

然而，当夜，谢富治与王力公然违背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要求中央代表团不宜公开露面，竟擅自安排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引领，于街头观摩大字报。他们故意在民众面前暴露身份，并亲自前往造反派组织中发表具有煽动性的演说。

翌日，武汉的造反派群体便举办了盛大的游行活动，以示对谢富治、王力二位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纷纷宣称他们是“毛主席派来的亲人”。这场声势浩大的游行，让武汉的广大军民陷入了困惑与迷茫之中，难以理解其真正意图。

7月15日与16日，接连两日的上午，毛泽东同志邀请了周恩来、李作鹏等人，共同听取了谢富治、王力就云南、贵州、四川及武汉等地局势的汇报，并对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与策略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如何应对武汉问题一事上，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需为“工人总部”正名，释放朱鸿霞。而“百万雄师”则应被视为群众性组织。他要求谢富治、王力派遣专人负责做好其工作。武汉军区应支持两派势力。陈再道应支持造反派，从而获得他们的拥护。同时，毛泽东同志建议周恩来同志在武汉多停留几日，以妥善处理武汉军区的事务。

二、陈再道夜晤毛。

“要求你们进行自我批评，并非旨在打倒你们，而是为了保护你们……”

7月18日夜晚，周恩来陪同陈再道与钟汉华抵达东湖宾馆梅岭一号拜访毛泽东。见面伊始，毛泽东便关切地询问：“你们有何困扰？武汉局势似乎尚可。”陈再道带着一丝不悦回应道：“我们并未认可自己犯了方向和路线上的错误。”

毛泽东笑谈道：“谁说方向路线就一定错呢？现在动不动就指责方向路线，几乎成了口头禅。”他继续说道：“他们意图将你们打倒，我的任务是做他们的工作，确保你们不仅不被打倒，还要赢得他们的支持。”

毛泽东的话语如同春风拂面，使得陈再道与钟汉华原本沉重的情绪顿时得到了舒缓。他们深感毛泽东对武汉军区依然深信不疑，遂立下决心，承受屈辱，全力以赴，以尽快恢复武汉的稳定局面。

三、王力“四指示”点火

毛泽东在接见陈再道与钟汉华后，周恩来因需返回北京参加会议，遂离开武汉。毛泽东特地指令谢富治和王力设立一个专门的接待站点，以迎接各群众组织的来访，并负责做好他们的思想引导工作。

谢富治与王力表面顺从，实则心怀叵测，急不可耐地潜入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的核心阵地，迫不及待地佩戴起造反派标志的袖标。他们不仅细致观察了据点与防御工事，还亲自慰问了在武斗中受伤的人员，并主持了一场大会。会上，王力狂热地宣称：“武汉的问题必将以最佳、最快的速度得到解决。这是因为武汉拥有一支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毛主席、林副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将毫不动摇地支持你们。你们所遭受的压抑与打击绝不能容忍，必须彻底扭转这一局面，使其永不复现……”

7月19日，造反派动用了成千上万的高分贝喇叭，在武汉三镇范围内循环播放了谢富治、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所作讲话的现场录音，以及王力所提出的“四点指示”：指出军区“支左”的方针存在偏差；要求为“工人总部”平反；宣称造反派属于革命左翼力量；“百万雄师”则被视为保守派组织。

谢富治与王力的发言，令武汉三镇陷入一片动荡。广大军民义愤填膺，而“百万雄师”更是怒火万丈。一时间，声讨谢富治、王力的标语与海报如同狂风骤雨般遍布各处。“打倒谢富治”“打倒王力”的呼喊声在江城上空回荡，震耳欲聋。

当日晚餐过后，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汉的某独立师与二十九师的战士们，齐聚军区大院的入口，恳请谢富治、王力两位首长能够接见。紧接着，“百万雄师”以及独立师、二十九师的战士们，乘坐百余辆大卡车和数十辆鸣响警笛的消防车，浩浩荡荡涌入军区大院。

陈再道深知，若不及时掌控局势，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一方面派遣人员深入群众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将事态紧急告知谢富治和王力。然而，王力却既不接待群众，亦未采取切实措施遏制事态进一步扩大，仿佛认为“风浪越大，风景越美”。

驻足军区大院的人群目睹王力拒绝接见，他们不顾军区领导的多次劝阻，纷纷涌向谢富治与王力的住处——东湖宾馆，势必要见到王力，否则不肯散去。

四、东湖群众抓王力

7月20日的拂晓时分，陈再道在漫长的夜晚未得休息，匆匆赶到东湖宾馆，寻找谢富治和王力，意图探讨如何应对当下的局势。踏入谢富治的居室之际，二百余名“百万雄师”的代表们情绪激昂地涌入，迫切要求王力出面解答疑问。然而，王力却蜷缩在隔壁的房间，不敢露面。陈再道急忙劝导群众代表们移步至室外进行交流。

陈再道与谢富治带领着二百余众抵达住所旁的草坪，就地而坐，展开了一场“谈判”。令人欣慰的是，谈判成果丰硕，双方气氛和谐。谢富治更是承诺将在午后亲自接见他们。在获得这一承诺后，群众代表们欣然答应即刻从东湖宾馆撤离。

此刻，藏匿于室内的王力目睹了这紧张的氛围，遂步出房门，与陈再道、谢富治并肩而坐。就在这当口，以独立师和二十九师战士为先锋的数百名民众蜂拥而入，高呼着要捉拿王力。王力慌忙退回屋内，民众紧随其后，要求他前往军区大院接受质询，但王力执意不肯离开。

北航“红旗”成员，凭借王力身为“中央文革”成员的身份，肆无忌惮地辱骂他人，此举激起了现场群众更加强烈的愤慨。他们不顾一切，将王力强行押解，塞入汽车，将其带走至军区大院。

紧接着，武汉三镇的街头巷尾宛如沸腾的油锅，数千辆重型卡车满载着工人、农民以及驻军指战员，排列成四列整齐的纵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他们沿途张贴标语，高声呼喊口号：“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王力将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该万死”、“中央派人来，王力应滚下台”等。这场游行示威活动一直持续到了23日。

五、毛泽东指派寻王力

民众将王力拘捕之后，陈再道焦虑万分，立即向居住于梅岭一号的毛泽东汇报了情况。毛泽东随即指示，务必迅速找回王力。陈再道与钟汉华商议后，决定由陈再道留在东湖宾馆，以保障毛泽东的安全，而钟汉华则与军区副司令孔庆德共同负责寻找王力的任务。

钟汉华一行人抵达军区大院后，历经周折，通过不懈努力，终于将王力巧妙地自大院中秘密带出，并成功转移至相对安全的二十九师师部六号楼。

闻悉武汉发生的变故，周恩来深感事态紧急，遂于当日再次从北京急速赶往武汉。为确保王力的安全，他下令武汉军区立即将王力转移至东湖宾馆。然而，当军区负责人抵达六号楼时，却发现王力已“不翼而飞”。周恩来随即命令孔庆德与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全力搜寻王力。

事实上，二十九师的政委张昭剑洞察时局，察觉到其中存在可乘之机，遂编造了一则谎言告知王力，声称公检法系统、百万雄师、独立师正煽动暴乱，并已将二十九师师部团团包围，高呼着要捉拿王力。听闻此言，王力便随张昭剑一同逃至六号楼南侧的小洪山。

21日午时，武汉空军副司令刘丰获知王力藏匿于小洪山，遂匆匆前往，一见到张昭剑便对武汉军区口出不逊，质问张昭剑：“你是遵从毛主席的指示，还是听命于陈再道？”张昭剑机智回应：“我唯空军之命是从……”随后，王力在刘丰的安排下被接至武汉空军司令部。

武汉的消息迅速抵达北京，林彪、江青等人遂认为此事大有可为。林彪亲自致信毛泽东，信中充满了危言耸听的言辞，并指使“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进行修改。戚本禹鉴于事件的重大性，便向陈伯达、关锋征求意见。经过一番讨论，修改后的稿件最终交由林彪、江青审核并签署。随后，邱会作搭乘专机将信件亲自送往武汉，呈递给毛泽东。信中言辞激烈，提到“外部形势堪忧，主席的安全遭遇严重威胁，请务必及时迁移……”。毛泽东阅罢此信，内心颇为疑惑，但最终决定前往上海暂避。

7月22日，周恩来于王家墩机场紧急召集军区负责人举行会议，特别邀请李作鹏、刘丰出席。会议决定由叶明、孔庆德暂时代理军区工作，并敦促陈再道、钟汉华迅速表明立场，主动作为，以维护武汉地区的稳定，确保武汉军区领导层的稳定。随后，周恩来因处理外事事务，便急速离开了武汉。

“我东海舰队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一切反革命暴乱！”刘丰亦在其中兴风作浪，迅速将吴法宪提供的消息告知张昭剑，并煽动情绪称：“武汉军区的问题严重，远不止是陈再道和钟汉华二人。‘七·二零’事件是由林彪指派邱会作处理的，武汉军区疑云重重！”随后，张昭剑公然宣布二十九师脱离武汉军区，并威胁要推翻军区领导层：“我们要将军区所有领导人一网打尽。”

六、“中央文革”定性为“暴乱”。

首先，中央以名义调遣陈再道与钟汉华进京，观察他们是否敢来，若不敢，便足以证明他们存在疑点；其次，着手起草有关处理武汉问题的中央文件，举办一场百万人的盛大欢迎大会，并指令各地举办集会与游行示威。

林彪的这一决定，把周恩来处理“七·二０”事件的设想全部推翻了。

翌日拂晓，"中央文革小组"向全国各地发布了一则"紧急通知"，命令各地组织“三军联合行动”的武装游行，以声讨武汉发生的“七·二零”事件。

自“七·二零”事件爆发，陈再道预感到一场大难即将降临，然而，他坚信党组织终将辨明是非曲直。他怀揣着一名共产党员和一名老兵的赤诚之心，毅然决然地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惩罚”。7月23日凌晨三点，武汉军区接到中央紧急电报，要求主要负责人即刻进京参会。次日拂晓，陈再道、钟汉华等领导迅速飞往北京。

陈再道与钟汉华等人入住北京京西宾馆后，林彪和江青的操控下，先是北京文艺界的造反派蜂拥至京西宾馆，继而又是由“三军造反派”所发起的包围行动。他们宣称，目的是与陈再道进行辩论。与此同时，北京街头随处可见“打倒陈再道”、“揪出‘黑后台’徐向前”的巨型标语。江青、叶群、戚本禹、关锋等人在各总部、军兵种负责人的陪伴下，乘坐数十辆小车在宾馆周围徘徊，以此展现对“三军造反派”的声援。

7月25日下午，按林彪的部署，“中央文革小组”在天安门广场召开了百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欢迎谢富治、王力“胜利回京”。为了制造声势，林彪亲自出席了大会，还邀请了在京汇报工作的黄永胜、冼恒汉等人参加。欢迎大会气氛凝重，火药味浓，最后在一片“打倒陈再道”“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声中结束。

七、陈再道受批斗与撤职

7月26日的午后，中央领导在位于北京的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常委碰头会。与会者包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以及各总部、军兵种的高级负责人，还有各大军区、省军区在京的领导们。当武汉军区负责人陈再道等人步入会场，他们即被安置在被告席前方，不得入座，仅能站立。

会议一开始，谢富治就抢先放炮，定调子，急不可待地声言：“七·二０”事件是陈再道一伙操纵独立师、公检法、人武部和“百万雄师”搞的“反革命叛乱”，矛头是对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紧接着，吴法宪疯狗似的乱扑乱咬：“陈再道是武汉‘反革命叛乱’的罪魁祸首，是镇压革命、屠杀革命群众的刽子手……”

这场漫长的辩论直至夜色降临仍未结束。陈再道忍受着站立了长达六七个小时的疲惫，他瞥见康生端坐一旁，沉默不语，神态宛如一位正派君子。陈再道心想，康生年纪较长，且身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若他能发一言，或许能早日让这场辩论画上句号。

出于此等缘由，陈再道高声呼唤：“康老，康老，我出身于放牛的岁月，如今已步入六十高龄，自革命以来已走过四十年风雨……”话音未落，康生便拉长了那张久经风霜的脸庞，怒目圆睁地斥责道：“人固可变！陈再道，你莫要倚老卖老，也别以为毛主席亲称你为同志，便可免除反革命的嫌疑。想那三十年前，张国焘曾在武汉背叛中央，而今你们在武汉掀起的反革命叛乱，这不就是张国焘事件的翻版吗！”紧接着，他罗列了陈再道一系列罪状。

本次会议实质上成为了一场对陈再道等武汉军区领导人的批判大会。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这种极权式的人身攻击恐怕在历史上是罕见的。会议结束后，林彪、江青等人还强迫与会人员发表意见，以表达他们对“七·二零”事件的态度，这无疑是一次别有用心、旨在进行政治试探的行为。

7月27日，林彪主持召开了会议，正式宣布对武汉军区领导班子进行改组。在此过程中，陈再道与钟汉华的职务被予以撤销，而曾思玉则被任命为武汉军区的司令员。与此同时，刘丰也顺利地坐上了武汉军区第一政委的宝座。

这是震惊中外的武汉“七二零”事件。

今日，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零”事件虽已沉寂于历史长河，然而，它们在人们心中激起的思索却是深沉而绵长……

（小标题：编者加）

原载《湖北档案》1993年第5期 来源：燕梳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