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夏，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何香凝艺术回顾展”。展厅一角放着一封已经发黄的书信，落款“泽东”，时间标注为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许多参观者被吸引过去，不少人当场轻声念出信里那句“承志在此甚好，望勿挂念”。这封信的来历，得从延安窑洞里那只意外抵达的包裹说起。

时间拨回到一九三七年春末。延安夜色深沉，窑洞里的煤油灯闪着微黄的火苗。毛泽东刚批完一摞文件，正准备起身舒展一下筋骨，警卫员抱着一个用竹篾扎紧的包裹走进来：“主席，上海新到的。”毛泽东拆开外层牛皮纸，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本《画集》，扉页题款：香凝上。接着，他又摸出一支银箍的狼毫笔和一本《双清词草》。他向来喜好笔墨，此刻眉眼间满是惊喜，随即招呼警卫：“把承志同志请过来。”

廖承志赶到窑洞，第一句话还带着疑惑：“主席，您找我？”毛泽东把那本《双清词草》递过去。廖承志认出父亲廖仲恺的手迹，指尖微颤，喉咙像被什么堵住，眼圈瞬间泛红。他轻声说了一句：“妈妈总怕我缺书读。”毛泽东把烟盒推过去：“你母亲的心意，也是对我们共同事业的支持。”短短一句，既是安慰也是勉励。

延安时期，何香凝并非中共党员，她的国民党身份却从未妨碍她与中共保持的密切往来。早年在广州，何香凝与毛泽东同在国民党中央工作，前者负责妇女部，后者暂管宣传部，两人因推广工农运动多有配合。何香凝常说：“要想救国，合作才有路。”这种理念贯穿了她此后的选择，无论是一九二七年面对蒋介石的清党令公开抨击，还是一九三六年联署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她始终倾向左翼，也由此与毛泽东建立起越走越深的互信。

夜深风凉，窑洞里却因旧友间的情谊而暖意融融。毛泽东提议：“给你母亲回封信，告诉她一切安好。”廖承志想了想，抬头说：“主席，您的笔力远胜我百句，若由您代笔，再好不过。”毛泽东笑着应下，却半开玩笑地讨价还价：“写信可以，稿费记得给我。”廖承志也笑：“等我发了津贴，请您吃炒花生。”

不多时，毛泽东已挥笔写成。信里既有对何香凝礼物的谢意，也有对她坚守合作主张的赞许，更不忘安抚她对独子的牵挂：“承志在此一切安好，请无虑。”寥寥数百字，情真意切。随后，机要交通员连夜带信和礼单南下，经西安、汉口，辗转送至上海。

这封信在上海愈加动荡的空气里，成了何香凝心头的一线温热。她对身边同志说：“只要泽东在，孩子在，我就能撑下去，哪怕风雨再大。”这段话很快传回延安，毛泽东听后感慨：“真是难得的女丈夫。”

廖承志在延安的日子里，担任红色中华通讯社译电员，每晚把世界局势译成电讯，送到中央书记处。毛泽东与他渐渐熟悉，对其胆识与语言天赋极为欣赏，称他是“宝贝”。正因如此，1936年周恩来在黄河岸边救下廖承志时，毛泽东毫不意外——这位年轻人迟早会有更大的舞台。

抗战爆发后，廖承志被委派往敌后筹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母亲则在上海继续周旋各派，组织难民救护队，募款支援前线。母子两人分处敌后与租界，却共同维护着那根脆弱却坚韧的“合作”纽带。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八年底，《新华日报》上海版曾全文刊载何香凝题画《枇杷图》，并配发廖承志的译文短评，成为当时进步青年争相传读的文章。

解放后，廖承志长期负责港澳台和侨务，一九八一年向蒋经国发出公开信，倡议以民族大义为重，推动两岸对话。这一道举，无论当时的政治形势多么复杂，都能看见当年何香凝对国共合作的那份执念在他身上延续。公开信面世，引起海峡两岸舆论波澜，但也正是由此，台北方面后来逐步打开“探亲窗口”，两岸民间往来由此起步。

外界或许不知道，廖承志在起草公开信时，特地翻出了那封毛泽东代笔的家信。信中那句“唯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被他用钢笔划了重重的线。对廖承志而言，时隔四十多年，那句话仍是担当的提醒——母亲的厚意，革命的重托，都要靠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回报。

一九八三年十月，廖承志因病住进北京医院，病房简陋，只摆一张木桌一把藤椅。探视者发现，桌角夹着一页微卷的纸，正是当年延安书信的复印件。有人轻声询问缘由，昏睡中的他微微睁眼，低声道：“母亲放心。”再无多言。

如今，那本《双清词草》珍藏在广州中山纪念馆；何香凝的《画集》则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狼毫笔的去向未有确切记载，据说在毛泽东办公桌上用了多年，笔锋渐秃，最后收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物件虽静，却见证着一段跨越党派、横贯数十载的信任与情谊。

延安窑洞里的那盏煤油灯早已熄灭，硝烟散尽，历史却把光投在当年那封信上。三十七年前的一个春夜，一位母亲寄出的几样小物件，让一个国家的领袖露出难得的欣喜，也让一位年轻人重新与家庭、与历史、与未来紧密相连。廖承志此后的人生，无论在香港奔走，还是在海峡两岸之间牵线，始终带着那支狼毫的影子，笔走龙蛇，落款依旧是“ 双清后人 ”。